1998年，从拖拉机换小巴，又乘18小时火车，从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到上海市愚园路460号，一根降龙木做的拐杖，被解放日报记者送到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龚珮珮手中。　　

拐杖是由“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张胜利托记者带给恩师的。这根两指粗的白色藤条，虽然被削出了枝杈，但也难称为拐杖，看起来更像是树枝，作为礼物，未免有些寒酸。当年见到龚校长的记者直言，张胜利那里太苦了。　　

对于当年的张胜利而言，从上海学成回乡任教，有砖头校舍也有学生的日子，已经很甜。　　

1989年，父亲因病去世，智残母亲改嫁，弟弟妹妹投靠奶奶，13岁的张胜利开始独自生活。没想到，他辍学时写给县政协原副主席车志忠的求助信有了回音——当他得知受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时，还在山上挖黄芪和柴胡。　

那一年，青基会正在调研助学项目，这封信敲开了大门。1989年10月31日，该项目以“希望工程”为名正式启动，第一块砖就铺在桃木疙瘩，张胜利成为受助的第一个孩子。　　

迄今恰是30年，希望工程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启动最早、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社会公益事业。截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　

然而，乡村教师张胜利如今似乎还在原点。

“一生中，上海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瘦是张胜利给人的第一印象。今年4月，涞源还在飘雪，他身上那件冬款呢衣偏大，内垫廓形的肩膀没被完全撑起来。他笑着说，从小没饭吃，胃不好，一直都瘦，“最胖的时候还是在上海，有138斤”。

1995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

在家乡没有家的张胜利，在上海找到了“家”。

刚到上海的那个中秋节，是龚校长带着杏花楼的月饼陪他在宿舍过的。龚珮珮初见这个孩子，就心疼他的瘦小和胆怯，点心、衣服、书本都没少送。那一口糯米团的味道，也被张胜利记到了今天。

一天三顿都是煮土豆、烧土豆的日子，他过了十几年，吃得现在看见土豆胃里仍反酸，“出去吃饭时有朋友故意气我，就会说，点个土豆”。

太行山脉韭菜梁主峰的峰顶上，前年已经整体搬迁的桃木疙瘩，现在只剩下7栋破旧的房屋和一堆堆砖石废墟。

当地有段顺口溜：“山高路陡坡难走，常年只听大风吼；日常吃水贵如油，男人不洗脸，女人难洗头；地种莜麦和土豆，丰年粮食也不够。”的确，菜要背上山不说，水也要翻座山才打得到，那时如此，至今依然。
   

放眼望去，除了山头还是山头，即使现在飞播的林子已经长了起来，但一片一片的绿色在山上还是像斑秃一样星点。

山，太大太深了。

1989年，刚刚转正成为公办教师的张智被分到桃木疙瘩小学任教，携家带口走进大山。妻子领着女儿，儿子绑在他胸前，扁担一头挑着鸡一头绑着包袱，“就像西游记里取经的样子”，他一边比划当时情形，一边爽朗地笑。

如今开玩笑说出来的日子，当年却是让妻子抹泪的现实：3间四面透风的土房子，3根歪斜的立柱支撑房顶，白天支起桌子是教室，晚上就要当羊圈用；窗户不是玻璃窗，窗框上居然是早已风化成絮状的塑料，用泥巴糊着的四角干硬脱落；黑板是厚纸板做成的，唯一的教具是用杏核拿铁丝串起来的自制“算盘”。

学生只有13位，就是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批孩子，包括张胜利。

学校在村里，孩子们放学就回家吃饭了。知道张胜利独自生活，张智经常会留他在学校吃饭，“虽然咱也没啥吃的，但土豆至少能炒一下”。

读初中后，从桃木疙瘩到上庄中学有50多里地，单程得走六七个小时。一年大雪天，张胜利周六从中午12点走到夜里11点才进家门，鞋子几乎被黄泥埋得看不清样子。

在希望工程资助下到上海学习，他看到了比整个村子还大的学校，望不到头的马路，来自各地的人，开往世界的车。“这一生中，上海是我最美好的回忆。”张胜利说，那是一座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的城市。   

1996年，他和另外两名孩子，代表中国125万受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一起去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当火炬手。看到过安检时日本人很轻松就走了，而他们“差点被扒光”，他大受刺激，憋着一口气想：要是全中国每个地方都和上海一样发达，就没有人瞧不起我们了！在底特律转机时，他下了决定：回到家乡，通过教育改变家乡。

这段故事，他曾在很多场合向很多人讲过，如今说来，只觉得“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中年重压之下，他甚至佩服那时的自己。

1996年张胜利（中）参与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传递。

“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我有义务”　　

1997年从上海离开时，同班的温州同学邀请张胜利去自家工厂上班，开出了诱人的工钱。但张胜利那时认为，自己接触到的最好的职业就是教师。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谱写教师无私奉献的歌曲曾经广为传唱。张胜利与他少年时的老师张智都出镜了歌曲的MTV。“能从这贫困山村走出，为什么又回到这山村？”歌手在MTV里问张胜利。他答道：“我从小受没有书读的苦，我不想让这地方的孩子再有这种苦恼。”
   

不过，当年首批13个受助的孩子，张智老师细数，“除了胜利回来教书，吕成山当了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其他人都没有读出来，务农打工的都有”。

在上海，张胜利每月吃饭就有200元补助，而回乡工作的月工资只有150元。虽然在希望工程的资助下，桃木疙瘩小学盖起了新教舍，有了真正的小课桌和黑板，但宿舍里依旧只有一张炕和一张旧写字桌。

最初，学生统共只有5名，其中两人还辍学了。张胜利只得在上课之余去村里找学生。附近尽是大山，几个自然村相距都在10公里以上，山路崎岖。有次从桃木疙瘩去流水沟，他从上午8点出发，一直走到下午1点多，翻山越岭还迷路了，终于找到一个辍学孩子家。孩子家长勉强答应，他却说着说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带着干粮，他一遍遍去找学生家长讲没有知识只会更穷的道理，一遍遍重复宣传希望工程。家长们知道不用掏学费，孩子吃住都有人管，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

学生人数终于增加到17个。已被调到山下的张智，又被张胜利请上山，他们从师生成为同事。

“胜利驮水我上课，孩子多了，吃水也多了。”水的问题始终是困扰桃木疙瘩人的大难题。冬天靠雪融水，夏天则要到几公里外的箭杆河去背水。每天天擦亮，张胜利就去隔座山的水源地背水，有时不够喝晚上也要去背一次。后来赊了一头骡子，两个1米高的水桶拉一次就足够一天，而这头骡子钱，他还了两年……

桃木疙瘩太苦了。村民的外迁让生源不断减少。张胜利在调研后向县里建议，把桃木疙瘩村校和其他几所生源同样很少的学校合并。

为了筹措资金，他一周最多能往北京跑7趟，无暇陪伴当时年仅1岁的女儿。多方周折，靠着“第一人”名片，他争取到20万元建校捐款。

新学校所在的寺院沟村，海拔低于1800米的桃木疙瘩，也在县城百里之外，距离最近的公路也要走3小时，到乡政府也得爬7小时山路。但箭杆河从这里弯曲流过，至少，师生们不用再为喝水犯愁。

这个名为“北京升旗希望小学”的学校在2001年成立。当年学生张海南记得，那时学校里不仅有宿舍和食堂，还有图书室与阅览室，“每天背着小挎包和同学一起去学校可高兴了，一点也不觉得路远”。

随着“大眼睛”苏明娟等人的照片被广泛传播，全国掀起了捐资助学风潮，一座座希望小学在深山扎根。

“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我有这个义务”，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MTV中张胜利这样说过，多年来各路媒体更是从他口中一次次听到这句话。
   

他不止一次，用自己的工资去贴补学生；在加V认证微博里，他总以“大家好，我是全国希望工程救助第一人张胜利”开篇，频繁为学生、学校拉捐助，从1000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他统计过，共为500多位受助学生和爱心人士牵线搭桥。他也无奈，大多数寻捐帖均无人问津。

“没想到张胜利过得这么捉襟见肘吧”　　　

张胜利给大女儿取名为张希望。这是特地取了“希望工程”的“希望”二字。   
   

“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是他的名片，也成了他的包袱。2011年至2015年，张胜利发过几条卖祥云火炬的微博，和许多求助微博一样石沉大海。个位数的评论中有人问，“为什么要卖？”还有一些媒体，理所当然地将此举称作“义卖”。
   

张胜利坦言，不算义卖，就是缺钱。

他说：“我要是能卖150万元，那可以拿出五六十万做公益，剩下的还债，还能在家办一个个人展馆。”

房子问题一直缠绕着张胜利：1997年起，他以校为家；2005年，一家人开始租房；而今，县城里售房每平方米少则4000元，中心地段7000元，“当一辈子老师也买不起房”。
   

2003年，当他工资还是每月150元时，出于“还是要有个窝”的执念，儿时只能一家6口人睡大通铺的张胜利，借钱盖房。五进正房，六间配房，都是白瓷红瓦，中间两块犁平的菜地能种十畦菜，墙边堆着些玉米粒和砖头，这小院让他至今仍负债十多万元。
   

原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在很多场合说，不要把公益和道德绑在一起。这话，张胜利赞成。  
   

他今年1岁半的女儿是早产儿，生下来只有2斤4两，在保温箱里躺了半个月，花了几万元。2004年，他从代课老师转为正式老师，工资慢慢提高，现在当上乡里的东团堡中心小学副校长，“还债，只能慢慢来了，要是天天想着债，日子还过不过？”    
   

他问记者：“没想到张胜利过得这么捉襟见肘吧？”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全国县城、镇、乡、村屯小学高级教师每月实发工资分别为3461.9、4317.9、4289.2、4511.1元。
   

就数字本身而言，委实不算低。张胜利对经济状况的失落感，或许更多源于落差。
   

“大家看到我发的微博都是需要救助的，谁知道我的难处？找我帮忙的人太多，我也无能为力。”他对记者感慨，甚至有他曾经帮忙寻捐的患病学生家长，在孩子去世后，拒绝捐出剩余善款，还质疑张胜利是不是要拿钱自己花。     

然而，他还是会在微博上发自勉的话——“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官当多大，位升多高，而是在于自身如何纯净和坚守……”    
   

直人直语的他说过，“我要不是张胜利该多好”。　　

大山里的师生　　 

低矮的土坯房，门帘上油渍和泥水斑驳，窗户上糊着破掉的塑料——在涞源县最东北的偏远学校东团堡中心小学附近，有些民居仿佛在时光中被遗忘，看起来甚至与张胜利上学时差别不大。
   

唯有学校，簇新、整洁，有微机室，有塑胶操场，教室里可以用PPT上课。和中国很多村子一样，村里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

东团堡中心小学教学楼。 刘雪妍 摄 

东团堡中心小学共有18位老师，带着10个班、408名学生。老师们大多是这两年刚毕业的特岗教师，几乎都安家在40公里外的县城，平时住在学校宿舍。
   

特岗教师政策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创新农村学校教师的补充机制。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2017年全国共招聘特岗教师7.7万人，分布在1万多所农村学校。
   

这项特殊政策本身也侧面反映了乡村教师的流失问题。
   

选择返乡成为教师的张海南，去年到东团堡中心小学报到时，一路的泥点子直打在大巴车高高的玻璃上。现在的砂石路，去年11月才修好。在这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进山公路上，“立下愚公移山志，打好扶贫攻坚战”“教育扶贫，助力人生”的标语四处可见。
   

涞源全县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孩子读大学也有可观的补助。不过，和张胜利上学时相比，更多学生走出了深山，却少有人愿意走回深山。      

 
学生们大多平日里见不到父母，来自单亲家庭的也很多，张海南在课堂上举例子都不敢说“妈妈买了5个苹果”，会改口为“家长买了5个苹果”。

有些学生不愿学习时，就拿“比尔·盖茨也没念完书”来呛老师。张海南又好气又好笑，“他们只看到大人物的光鲜，幻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如果既没文化又吃不了苦，还耍小聪明，可能打工都没人要”。

张海南在上数学课，她是四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刘雪妍 摄

对于与家长的沟通，“职场新人”张海南觉得头疼：在乡土社会，有些叔伯本就与她父母相识，很难与身为小辈的她平等对话。
   

更糟的是，“读书无用论”让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在当地实不算高。

甚至有一次，张海南听到亲戚对孩子说，“你再差也要和你姐姐一样当个小老师”，心里一酸。
   

虽然说者脸上挂着笑，可这话依然让张海南觉得刺耳。她身边的老师郭峰接话，“能说出这样话的家长，孩子一定当不了老师。”

张胜利说：“老师很容易满足，需要用尊重来平衡辛苦付出，而不只是工资。”一些学生毕业多年，在做重大决定前还会打电话给张胜利征求意见，问他文理分科选什么；有学生工作后给他买了和自己父亲一样的外套；也有学生年年过年都来看望他。
   

就像张胜利21年前托记者送来上海的拐杖，也让龚珮珮的心一直暖着。它被放在办公室柜子一侧，只要有人问，她总会乐意讲起自己在大山里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