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上海很多社区的居委干部和居民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顺利推行打基础、做准备。然而，不少参与者表示：推行垃圾分类，比想象中复杂；需要应对的细节很多，问题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不知劲该往何处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良富留学日本多年，回国后，又参与所在小区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工作。他所经历的故事和由此生发的种种思考，颇具启示意义———

留学日本：
垃圾分类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1990年7月，我离开复旦新闻系，进入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开始了长达9年的留学生活。住过东京都多摩地区府中、国立、小平等三个城市的经历，让我体验了这三个城市不一样的垃圾分类生活。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就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制度。但事实上，在同为东京都管辖的都内区与多摩地区的25个市之间，这项举措并非同步推进。即使同属多摩地区、同样是选择花钱把垃圾运到最终垃圾填埋场（位于西多摩郡日之出町）的两个市，在推动垃圾分类上也有所区别。关键还是看这个市愿意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投入多少。毕竟，把垃圾搬运到填埋场，是要按量来付费的，财力更足的政府，会比较不在乎这笔费用。
   

比如，我最初居住的府中市并没有实行垃圾分类，经常可以发现路旁立着大块头的铁质垃圾箱，任由居民随便倾倒。因为它守着府中赛马场和东芝等纳税大户，那些垃圾处理费算是“毛毛雨”。
   

但等两年后，我搬到学校所在地国立市时，境况已经大变。国立市已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排放制度。排放床、家电等大型垃圾时，需向市政府清扫课购买排放券。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物必须分类，按规定排放。这是因为，国立市是一个文教都市，除了学校，还是学校，财政经费基本上依赖于住在那里的居民缴纳的住民税等。换言之，对于财政经费并不宽裕的当地政府，垃圾处理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执行分类制度，填埋量减少后就可以节省经费。
   

等到快取得博士学位时，我有幸抽中了东京都提供给低收入人群居住的都民住宅，搬到了小平市。这种住宅相当于上海市的廉租房（需每年提交收入证明，超标就必须搬离）。住到小平市后，让我确确实实体验到了日本居民自治的含义。
   

恰巧那时小平市正好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我所居住的小区（日本叫作“团地”）规模比较大，有20多幢四五层高的楼房。团地管理办公室通知住民参加垃圾分类说明会时，每家都必须有人到场。
   

我所居住的那栋楼有24户居民，没有保洁人员。整栋楼的卫生保洁工作由这24户居民按每周一户的方式轮流担任，一年能轮上两三次。大楼一楼的布告栏里贴有排班表，户户平等，不可能发生“你少做”“他不做”的情形，最多就是互相调换一下值班日期。值班住户家的门上会挂一个告示板，上面的纸张上印有分担工作的实施情况记录，一周结束后要把这个告示板挂到下一个排班家庭的门上。
   

值班住户的主要工作是，一周内要清扫一次四层楼面的走廊（每层楼面有一个外走廊），每天打扫清洗垃圾停放点，把垃圾收集车拒绝清运的垃圾带回家，等到下一个排放日再放出去。那些被拒绝回收的垃圾，未必是住在这栋楼的居民丢弃的，大概率是外人所为。但不管是谁丢弃的，只要是在你家当班时发生的，即便在高温季节垃圾发酸发臭令人作呕，你也必须把它清理干净带回家。这种“没有商量余地”的硬约束，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养成“不随便给别人添麻烦”的意识。
   

搬到小平市生活前，我和家人基本上都住在企业或学校的宿舍里。这些地方都有保洁员，不大需要操心保洁的事。但搬到了小平市后，我们就必须同身边的日本人一样，对生活垃圾一丝不苟地进行分类，必须按时排放，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必须清理出来，洗净晾干捆好，再投入专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里。
   

回到上海后，虽然还没有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但我家因为“积习难改”，习惯了把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坚持把厨余垃圾装进一个袋子里丢到垃圾箱，把废旧纸盒、塑料瓶等可再生资源分拣出来，送给门房间的阿姨去卖废品。

亲历小区试点：
从严格到不严格只是一步之遥
   

2011年，我所居住的小区成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社区。这让我可以近距离参与和观察上海推进垃圾分类减量的整个过程。
   

说句心里话，无论是最初作为一名居民，还是现在被推举为业委会成员参与小区管理，这些年来，我对小区试点分类工作始终保持着关注。只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无论如何努力，至今为止，我们小区还是没有实现每家每户都能按规排放垃圾。除了部分家庭严格遵守外，很多家庭的垃圾分类工作始终依赖业委会雇人进行“二次分拣”。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还记得试点初期，我们小区基本上就由居民小组长通知居民到居委会看操作板报，没有实际操作演示，然后每家领回一只咖啡色的双层桶，用于装厨余垃圾。等到开始实施分类时，最初的一两周，早、晚两次由居委会成员与居民志愿者在垃圾房前检查居民排放出来的垃圾，现场指导大家如何分类。
   

有这些人员协助监督的这段日子，垃圾分类工作确实做得不错。但一旦现场监督指导期结束，部分居民就陷入了生活垃圾不分类、随意排放的“旧态”。作为补救措施，小区不得不雇人专门进行“二次分拣”。
   

小区先是花钱雇每天蹲守在小区门口收集废品的人帮忙，无奈此人在分拣时只翻捡可卖钱的东西，剩下的干湿垃圾一概不管。更换后的分拣员虽然分拣得比较认真，却被此前那个收废品的人赶跑了。后来，虽然改由小区业委会出钱雇人分拣，再由街道根据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量，按每桶7至10元不等的标准对分拣员进行奖励，但经过了这一波三折的“折腾”，“严格分类”慢慢地走向“不严格分类”，不少原本执行分类意愿较强的居民也开始动摇了。有的干脆又“偷起懒”，按照老办法，随意将垃圾丢进垃圾房，只等分拣员来收拾。
   

从我对闵行区古美街道、梅陇镇等20多个小区的实地考察来看，各个小区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情形。这种垃圾分类模式严重考验着分拣员的责任心与良知，一不小心，之前的所有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据我所知，围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还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某小区有分拣员骑着三轮车去周边菜场捡拾菜皮来冒充厨余垃圾，以骗取奖励金。某小区有个别居委会干部竟然对街道下拨给居委会、用于奖励居民志愿者的奖励金动起了“歪脑筋”。这些不良现象出现后若得不到妥善处理，对所有认真做好垃圾分类的居民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无形中，还会严重损耗他们对垃圾分类减量的信心与决心。

困扰与思考：
垃圾分类到底该如何推动
   

上面絮絮叨叨地分享了我所经历的垃圾分类故事，首先，是想向大家传递这样一个讯息：垃圾分类减量的推广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动员居民全员参与；做足、做细、做充分，是取得任何进展的关键。
   

以东京都日野市为例。1999年，在日野市推出垃圾分类减量回收改革的前一年，时任市长首先从市府各部门募集了150多位公务员组成志愿者团队，3人一组，深入当地250个社区自治会（类似于我国的居委会）召开居民说明会，进行推广宣传。在长达一年的准备期内，这个有着17万多人口、7.5万个家庭的城市共召开了600多次居民说明会。市长除了站在人群密集的车站等处散发宣传单外，还亲自主持了100多场居民说明会。这些持久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为该市居民全员参与和顺利实施垃圾分类减量制度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反观我所亲历过的小区试点准备工作，两者之间的差距还真是蛮大的。
   

其次，虽然近期上海通过人大立法，将居民违法分类行为的处罚权交给了市容管理部门，但市容管理部门能否下沉到每个社区，针对每户居民履行监督职责，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归根结底，从最初的准备，到后来的推动、落地，终究还是需要依赖居民的自觉性。在我看来，在街道层面组建一些市容管理人员参加的专题工作组，与居委会及居民志愿者联合组队，巡回指导和监督居民的垃圾分类排放工作，或许有用。对意识薄弱的市民乃至仍然我行我素的“老赖”，则应根据该行为人的社会属性，针对性地予以处罚和纠正。
   

比如，对拒不改正的本市居民，在口头及书面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不妨考虑向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进行通报，由工作单位进行教育；对退休人员，则可通过民政部门采取扣发老年综合津贴等方式，促其改正错误；对于非户籍的外来人口中有居住证者，建议在为其进行入户积分计算时设置门槛；对于无居住证的外来人口，必要时可对房东等责任连带人进行处罚。
   

再次，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排放，仍是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对此，政府可考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家指导、帮助企业解决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垃圾控制和减量工作，尽早出台推动相关产品资源化回收利用的政策措施。又如，在蔬菜批发市场等场所，可考虑逐步实施精捡蔬菜入市制度，从产生大量厨余垃圾的销售环节加以“源头控制”。
   

此外，提高认知水平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基础。在这方面，能够推动中小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十分重要。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的相关知识与方法，不妨作为大中小学教育的必修内容加以重视，真正让垃圾控制与减量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