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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大弟子谈钱学森之问,曾不拘一格招录的色弱学霸后成枭龙歼20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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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9-04-02 06:14
摘要:他有一次,用两个手,一个手挽着我,另一个手挽着庄逢甘,三个人一起,肩并肩,并排在校园里散步。这便是陈赓对我们最好的一件事。

早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就曾作为钱学森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深得器重的“大弟子”,为恩师出任助教。

 

1950年那艘著名的装载了100多位归国留学生、学者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有年轻的邓稼先,也有在日本横滨被扣留入狱的三位中国学者——后对新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生物学博士沈善炯,及他。三人被扣数月,震惊中外,终被营救归国,和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历时五年回国一样,是共和国经典故事。

 

著名的哈军工组建之初,院长陈赓点名要两人,一是庄逢甘,一是他。

 

再后来,国防部五院成立时,又点名要他。

 

他开创性地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文空气动力学教材,专门为新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新型超声速飞机研发计算公式,呕心沥血培养几代航空人才做出开创性贡献,学术突破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为“国际上首次”。

 

桃李不言。一直埋首执教我国军工要域重地的他,去年因一位学生进入公众视野——网友热追的“超级学霸”“航空少帅”“枭龙、歼20总设计师”杨伟,在央视节目深情披露:1978年,自己15岁,中考斩获满分700分的699分,高中仅上两周,破格参加高考,“有几所大学非常想录我,但是由于我是色弱,不符合我报考专业的要求,招生老师们都非常惋惜。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的招生老师不忍放弃,向当时他们的系主任罗时钧老师打电话请示。罗老师当即就说,招啊,我也是色弱,就招到我的专业”。

 

采访中,问罗老:您怎么看“钱学森之问”?

 

他嘿嘿一乐:是说我们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对吧,嗯,是,这是老师的看法。

年轻时的罗时钧


做学问,搞研究,要有点远大的志向,要立“为国之志”


1937年7月28日,北平一处四合院上空,飞过一排排日寇战机。扔下的炸弹震动了全院,让身在现场的一位7岁孩童,铭心刻骨。这便是后来成为新中国战斗机歼8总设计师的顾诵芬。

 

同在那时,远在江西,大他7岁的罗时钧,也亲历了一次日机轰炸。从此立志,“航空救国”。

 

96岁的罗老记忆清晰如昨:“我家住在南昌市区,老房子,两层楼。楼下住一户人家,楼上是阳台,晾衣服的。我们先是看热闹似的,刚开始爬到阳台上去,看日本人的双翼机在空中盘旋,好像不止一架,看得见机身上的膏药旗。后来就丢炸弹了,爆炸的地方离得不是太远,我们在阳台上看得很清楚,相当清楚,就看着炸弹丢下来。爆炸了才知道,严重了,日本人来真的了,轰炸我们领土。赶紧跑啊,往乡下走,我伯父在乡下,我们就往乡下走,当时都往乡下跑。”

 

他就读的中学,也就此一步一步逃离。先是到南昌附近。日本飞机跟着炸。再进一步跑,一直跑到赣南。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话是罗时钧们的真实写照。

 

问老人:这跟您后来从事航空有关系吗?老人未等话音落:“有关系。对付日本,要有飞机。他用飞机来炸,我们必须用飞机对抗。学航空,就是这个愿望,对付日本鬼子,航空救国。”


他向我们宣传新中国,加州理工学院有个草坪,那就是我们开会的地方


也正因此,虽然父亲、姐姐当时都已在台湾,但1950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毕业的27岁罗时钧,还是和100多位留学生、学者一起,上了驶往新中国的那艘船。

 

哪怕在日本横滨被扣押下船,羁押数月期间,台湾方面特意派台大校长傅斯年来邀就职,也坚拒不去。

 

记者:当时父亲、姐姐都在台湾,您为什么坚持要回大陆?

 

罗时钧:对,当时他们都在台湾。对我来说,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了,新起来的,是进步的。为了国家的发展,大陆的空间更大。这是很清楚的事。所以我的志向,就是要回大陆,建设新中国。

 

回国的船上,大家一直在热烈讨论,讨论回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感到新的中国各方面都会有进步,有发展。愿望就是这个。

 

记者:当时知道回国具体做什么吗?

 

罗时钧:那不知道。就是满怀希望。大多数回国的留学生,都是抱着这个希望的。聊天谈很多啦,大家都是大学刚毕业嘛,能有机会回国,为新中国出力,都很珍惜。

 

记者:据说本来要抓的是罗沛霖?

 

罗时钧:罗沛霖是美国人要抓的,目标很大的。他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经常去钱学森家。

 

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他和钱学森原先一起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就认识,成为了好朋友。另外他是老革命嘛。美国人恐怕是早就注意了罗沛霖。

 

罗沛霖是很活跃的。他向我们宣传新中国,聚到一起开会。加州理工学院很小,有一块草坪,那就是我们开会的地方。

 

记者:您是被误抓的吗?

 

罗时钧:不知道。我听到美国人当我们面说的,说只抓你们三个人,就因为你们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当时美国人讲得很清楚。

 

记者:戴手铐了吗?

 

罗时钧:下船押送的路上就戴了,一路上都戴,和押送我们的美军士兵,手连手拷在一起。

 

记者:提出过抗议吗?

 

罗时钧: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合法的嘛,回国的嘛,为什么要这样把我们戴手铐,从这个监狱送到那个监狱,后来虽然没有到监狱,但也一直是被监禁的嘛。

 

记者:他们怎么回答?

 

罗时钧:不回答。

 

记者:据说你们被洒过“666”农药粉消毒,剃了光头,和死囚关在一起,牢房里是漆黑的?

 

罗时钧:倒不是漆黑的牢房,就是关押死囚的、政治犯的牢房。

 

记得是地铺吧。没有桌子。美国士兵打来牢房的饭,从门下面递进来,我们就坐在地上吃。

 

记者:当时有没有想过回不了国了?

 

罗时钧:没有想过。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大的罪过,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一直在抗议,不停地抗议。写书面的抗议书,有机会就要抗议的,一直做这个事情。

 

记者:怕不怕被杀害?

 

罗时钧:不怕。没想这么多。对方也不说什么时候可以放,就是要我们交代。

 

记者:您带的资料被扣了?

 

罗时钧:对,还调到美国去审查,详细地审查了的。所有带的文件,统统都经过美国他们审查。

 

我们也没事先转移什么资料。我们老老实实的,学生嘛,都是上课的笔记,中文的英文的都有,手写的。这些没什么涉及保密的。他们却拿去审查,还特地送到华盛顿,哦,搞了好久。

 

记者:在牢房里,还从英文报纸上,知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了?

 

罗时钧:对。报纸可以看到。高兴啊!

 

记者:傅斯年怎么来邀请的?

 

罗时钧:是有这个事,我记得。傅斯年以台湾大学校长的名义,邀请我们,去当教授。我们没有去,拒绝了。

 

记者:最后怎么释放你们的,有什么解释吗?

 

罗时钧:好像没有说什么理由。抓就抓了,放就放了。

 

直到羁押后期,从一份油印的华侨民报上,看到一段转载——全国科协抗议他们被无理迫害的全文,罗时钧三人才开始知道,举国的浪潮,祖国的营救。

 

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吴有训、李四光、钱三强等上百位科学家发表声明。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居里夫人出面呼吁……

 

查本报资料库可见,1950年12月5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我国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等昨晚6时抵沪,中科院、华东教育部、文化部、科联等数十人亲往北站迎接,上海举行大会。

 

字里行间,光阴行走。长女罗来刚泡上西安当地特色的花果茶,笑着对记者说,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播出时,罗老会静静坐在电视机前看,而她也直到此时,才比较清楚地知道,父亲他们当年“原来如此厉害”。

罗老和长女罗来刚


老师对学生,学校对老师,国家对学校,关键都在“爱护”二字


和罗老两日访谈,他说的高频词,是“爱护”二字。

 

也正是他说“爱”字的独特发音——“ai”不从喉咙起音,而先从鼻腔“en”音开始,露出了他乡音无改的南昌口音。

 

说中学校长。他记得读的那个中学,当时是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南昌沦陷后一度搬到了赣南。也记得校长是吴自强先生,吴校长不上课,抓校务,很负责,“每天上学都能见到他,他是整天都在学校里的”。还记得,“我到校,一年级,他就找我聊天,就当自己孩子似的。我们交谈很多”。在罗老看来,吴自强当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很了解学生,经常和学生谈话,“吴校长对我非常关心,这点我不会忘记”。自己从他身上学到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学到他的要爱护学生”。

 

说陈赓院长。他对自己是被点将,是被陈赓院长“抢”过来的故事,反应迟缓,说“可能是”。哪怕对自己的婚礼,陈赓是否来了现场参加,也已经记不清了。但当记者请他说对陈赓印象最深的,陈赓对他最好的一件事时,他马上轻声一笑,流利地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次,用两个手,一个手挽着我,另一个手挽着庄逢甘,三个人一起,肩并肩,并排走。他两个手挽着我们两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这是陈赓对我们最好的一件事。他也不是经常,就挽过这么一次。是白天,正好在路上遇见,就很亲密地上来,挽起我们走了一段。很亲切。说明他对我们很有感情。”

 

说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具体的细节,也记不清了。唯一突出的印象,就是国家“很重视”。给罗老的最深记忆,就是“当时能够参加,那是很光荣的嘛”。这恐怕是正在经历时代转折的人们,首先注意到的第一感受。老人连称“对对对”。

 

很凑巧。三段往事感受,正好分别对应着三个层次:老师对学生,学校对老师,国家对学校(教育)。而罗老最深刻最突出感受,都聚焦在质朴、至简的“爱护”二字。就像他的吴校长,一位生于贫寒农家的学者、教育家,给历史留下的身影——“任校长18年,除外出开会,从不离校,与师生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摆架子,不搞特殊,被人们称赞为‘做校长,不是当校长’;抗战八年,学校四迁,历尽艰辛,培育人才”……如今,罗时钧所在的西北工业大学,对他教学工作的标准文本评价,第一句话便是“热爱”——“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每次课后都会去给学生答疑;备课非常认真,放弃休假疗养;病床上为研究生批改论文;屡屡主动把一次次出国访学机会,留给年轻教师;年过九旬,通过视频,网络在线指导学生……

 

上网可以看到一些说法。比如钱学森上课,一学期下来,没人敢提问,因为很怕他严厉。又如做学术报告,只要他在场,有的报告人往往也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

 

问罗老,罗老哈哈一笑:“我没觉得他凶,我也根本不怕,这个话我敢说。”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关心爱护我们嘛。”

西工大校领导看望罗老


如今最大心愿:回答“钱学森之问”。最希望年轻人“不能守旧”


见面之初,说及他老师钱学森,罗老幽默表示,“那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一下就把大家逗乐了。但当正式问答,老人对每一个问题,都很认真地思索,有时甚至长时间静默,不轻易开口。就为对亲历的事实、见证的历史,尽力做到准确、负责。吃不准的,记不清的,一一说明,不做定论。

 

比如,是怎样成为钱学森第一位博士生的,他只记得“我看中了这个学校,我知道钱学森在这个学校”,但“怎么报名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对导师钱学森,他很明确地表示:“最初在他身边两个人嘛,一个是庄逢甘,一个是我,一起工作的,作为他的助手。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很凶。上他的课,我倒确实没有提问过,大家好像也确实是没怎么提问。但不是说不敢,因为他也不是对我们厉害那种。”

 

他给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我的博士论文。他很用心地指导。”

 

您对他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作为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带学生的印象,那是很深的。他不怎么批评人。我的印象当中,没有受到过批评。”

 

罗时钧经常会跟自己的学生介绍,钱学森的勤奋,“他整天读书”,“他跟我们谈学业,谈学习,整天谈学习,博闻广见。一听就知道他的勤奋和钻研”。

 

所以后来,当自己的学生搞研究遇到问题时,罗时钧会经常起大早到学生宿舍,敲门找学生一起讨论。像自己的导师钱学森一样,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抓得很紧。

 

1955年至1956年,罗时钧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文空气动力学讲义,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料参考,全部要靠自己去不断尝试,反复测算,一切从头做起。前后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最终拿了出来,相当于大学教材。

 

1958年,他为新中国第一架新型超声速飞机的设计,提出了气动力方面的计算方案,并用摆在桌上的手摇计算机(机械式,非电动)完成了计算。最大的困难,也是当时没有条件,计算方法是自己研发的,得不断测算到底对不对,“计算量很大,好像也花了将近一年”。

 

有了这些之后,中国的空气动力学,当时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

 

“那时候,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只是自己清楚,把这个做出来了,填补了国内空白,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等到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情况就不一样了。1988年,他把计算迎角提高到60°,此时已可知道,这是“国际首次”。

 

“这是我们当时计算方法的突破。”罗老介绍,迎角的增大,大大提高计算困难,高迎角时的计算方法,“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低迎角的方法了。不是乘个系数就行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有个过程。我们用了十年,一直不断设法提高。60度是够高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自修正风洞,也是他很早就指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顾名思义,“自修正”就是要对风洞数据进行修正。风洞有洞壁,所以实验结果,达不到只在大气里飞行的状态,需要通过计算进行修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当年在美国,罗时钧只用了短短一年,就攻下了硕士学位,进而成为钱学森最初唯一的博士生。回国近70年来,他所做的工作,一直是在高校教书育人,同时做些科研。前不久,他指导的最后一届学生们,又一次到老师家相聚看望。但凡做老师的人,最高兴恐怕都莫过于,哪怕岁月悠长,学生依然记得,自己说过的一些话。比如,“作为老师,就是要做好本职工作,教好课,辅导好学生。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教学相长”,比如,“在科研领域,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一定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比如,“干我们这行,要吃苦、肯干、坐得住”……

 

他其实没有直接教过杨伟,在校时“就算见过也是很短暂的”。而在最近一次视频通话中,面对杨伟的热情问候,罗老慈祥欣然,不停挥手致意,叮嘱对方先去忙工作,多保重。

 

和他一起回国的沈善炯,后在上海工作。曾有记者问过,后悔当初回国吗?沈先生说,我很肯定地回答:不后悔。不仅是我,还有我们这一批人。沈先生接着说,老朋友纽经义临终之前,两人互相问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我们也许会有比现在更好些的生活条件……做更多的实验,写更多的论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回来,我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不可能在中国培养学生。老纽你,也不可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上作出如此大的成就,为祖国争光,这个成就将永垂史册”。

 

就在采访罗老前,记者查材料见有人说,没问过罗时钧这个问题,不知道他后不后悔。

 

和记者同去的一位年轻老师大声问:罗老,您后不后悔?

 

罗老微微一笑,很平静地说:不后悔。

 

当年老父亲高龄病重住院,他睡在医院陪护期间,有点空就看学生论文。后来说起,罗时钧难得地说过这样一句“豪言壮语”:我就这么一点知识,这么一点才能,不留给学生,不留给国家,难道还带到棺材里去?

罗老指导的最后一届学生来看望罗老师

罗老指导的最后一届学生来看望罗老师

 

此次两日采访之间的那个晚上,这位96岁老人,认认真真,用放大镜,在记者打印的每个问题后,写上几字备注,以便次日回答。在“您带学生最注重什么”之后,他写的是,“才能”二字。第二天他说得也很朴实,翻来覆去就一句:要掌握气动力的知识,要学会本领,要有用。

 

针对培养人才方面的一些说法,他微笑着举出实例,平静地有力反驳,含而不露的睿智话锋和思维敏捷,让在场者一时间欢笑鼓掌,脱口而出点赞“犀利”。这位钱学森大弟子,在“您如今最大的心愿”这个问题下,写了字数最多的一条备注:“回答‘钱学森之问’”。

 

而另一个触动记者的回答,是这位96岁老人最希望今天年轻人的,就四个字:“不能守旧”。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年轻时的罗时钧在上课
视频为罗老和杨伟的对话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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