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誉归来,多方期待公映
刚刚从柏林电影节载誉归来的《第一次的离别》,是“上海出品”电影的优秀之作。3月1日下午,其联合出品方上海易腾影视和大象点映携该片主创,首次向公众完整介绍影片,分享与C2B点映平台结合的发行模式。
“上海是这部片子的‘福地’,她见证了《第一次的离别》从立项到最终成片的每一步。”分享会上,青年导演王丽娜首先介绍了自己创作此片的幕后故事。
原来,此片经历过从纪录片转向剧情片的巨大挑战。这个拍片前没有受过正规电影训练的新生代导演,凭借对家乡新疆沙雅的真诚热爱,利用此前一年纪录片拍摄的积累构建剧本,埋头四年才完成了这部献给故乡的长诗。在刚刚结束的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她的这部处女作一举斩获“新生代”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影片大奖。此后,各方都在期待影片能尽快在国内院线定档公映。
“咖位”不够、商业性不强,
市场就“不友好”?
不过在易腾影视、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看来,即使接连在国际上获奖,当下电影市场的实际,对于像《第一次的离别》这样商业性并不强的电影来说,仍不是“太友好”。
“今天电影市场宣发的主流模式是,片方花大量的钱,一手砸发行,尽量让影院多排片;另一手砸宣传,影响尽可能多的主流观众。这是一种典型的B2C模式——谁的钱多、资源多,谁就更容易抢到排片,而消费者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作出选择。” 吴飞跃说,这种模式适用于商业大片,但对其他资源有限、主创“咖位”不够、初始流量不足的影片而言,要在这种游戏规则里拼杀,显得分外艰难。也正因为如此,片方抱怨“好电影难发行”,观众则抱怨“想看的电影看不到”,影院还要抱怨“排了片但没人买票”。
如何打开这个恶性循环的死结?
逻辑:从B2C到C2B
作为电影行业的闯入者,大象点映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他们运用互联网思维,采取“众筹点映”的模式,通过垂直的宣传渠道,让观众在深入了解一部影片之后,自主选择影院和放映时间,组团发起观影活动。这样就把排片的主动权交给了观众。这种C2B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先找好观众再安排有效排片。这样一来,观众个性化的观影需求得到了满足,影院获得了高上座率和票房,片方也可以减少宣发成本,影片发行的门槛和投资风险大大降低。
通过这种模式,大象在过去3年时间里不断积累自己的片库资源,目前已经有100多部影片,合作过2600多家影院,3000多位活跃发起人在全国300多座城市完成了3000多场放映活动,平均上座率在80%以上。全国100多座城市还建立了大象影迷群,一张基于兴趣而连接的社群网,正在不断构建之中。
按照计划,《第一次的离别》将在今年下半年上映。首先通过大象点映做一轮大规模的百城首映礼,找到第一波核心观众,生发第一轮口碑,然后根据点映获得的反馈数据,分析影片的有效宣发点,找准观众的情感共鸣点,在此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宣发策略,并进行更大规模的排片公映。
可以复制吗?
也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第一次的离别》这样的创作发行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
作为从IT跨界进入电影行业的创业者,易腾影视、大象点映的另一位创始人蔡庆增,分享了自己作为纪录片《我的诗篇》制片人的创作甘苦,“一个新导演的作品面世,堪比西天取经,困难重重。”通过《我的诗篇》发行孕育的国内第一家众筹点映平台——大象点映,也向市场证明了这一点:好内容完全可以有市场价值。而《第一次的离别》的接连获奖,以及点映用户们早早预定首映礼的热情,也让他们相信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
“大象空间站”正是基于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构想。这个由易腾影视发起的新兴平台,计划与众多产业链相关机构合作,聚焦新生代导演作品的培育,从创投、孵化、制作,到项目的运营和宣发,为更多类似《第一次的离别》的优质电影项目提供全产业链的服务和支持。目前,这个计划得到了众多业内人士的支持。著名导演郑大圣、制片人沈暘等已经成为大象空间站的“监制”导师。声音设计师李丹枫、摄影师刘勇宏、电影配乐师文子等在不同创作环节上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电影人,也已成为大象空间站的“创作”导师。大象空间站还在出品合作、投资、后期制作、在商业运营、国际发行、互联网发行等多个环节,引入了各类战略合作伙伴,国内宣传发行则有赖于大象点映平台的支撑。
据蔡庆增透露,目前已进入该计划的项目有6部,这些电影的共同特点是,乍一看似乎没有特别强的商业元素,但是每一部都经过时间的慢慢锻造、具备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商业开发潜力。
“这个时代不缺娱乐,缺乏真情实感、深入人心的表达,这是空间站未来每一部作品的核心标签。”他表示。
颠覆传统的宣发模式,通过C2B形式帮助更多艺术电影在影院获得排片、遇见对的观众,填补多层次、分众化的观影需求,这是“大象空间站”尝试的新路径。假如这个模式能够被完善、固定和复制,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电影产业中,支持艺术电影、支持新人新作的又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