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北京西路1094弄2号的“观渡庐”，因其原主人伍廷芳晚年自号“观渡庐老人”而得名，是一幢带有英国安妮女王时期建筑风格的假三层花园住宅。

伍廷芳是“观渡庐”的首位主人，在他之后，还相继有两任主人。这栋百年老宅曾经见证过 “历史激荡的风云际会”，也曾铭刻下“民族实业的发奋图强”、亦曾上演着 “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

第一任：伍廷芳的“南北议和”

“观渡庐”约建造于1910年，建筑立面为竖向的五段式划分，东西两端造型各异，东端呈六边形顶端带有围边，西端为三角形挂瓦陡坡人字形屋顶，建筑中部位于二层上方有三角形石雕图案，配以拱形窗楣与各式石柱并在外墙清水红砖的映衬下，使得整座建筑更显美观典雅。建筑的主入口位于东侧，入口处有外挑式的门廊，带有拱券形花纹装饰的大门与彩色拼花的地坪如今虽已破旧却也依稀可见当年风貌，步入楼内一处做工精美且宽敞大气的雕花木楼梯即刻引入眼帘，随楼梯迈步而上并伴随着身边那透过彩色玻璃窗映射入楼内的点点彩光，让观者顿生“与历史亲密对话”之感。

“观渡庐”

“观渡庐”内部楼梯和彩窗

如此华美大宅必定出自于知名建筑设计事务所之手，据郑时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一书中介绍，此宅为新瑞和洋行的作品。新瑞和洋行是一家老牌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1930年后再改名为建兴洋行，期间其主要成员Gilbert Davies、Charles W.Thomas、J.T.Wynward Brooke等均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整个设计团队阵容堪称豪华并在沪留下过众多工艺精湛的建筑作品，比如礼查饭店（1910年，即浦江饭店），老成都北路7弄原辅德里（1915年，7弄30号为“中共二大会址”）、茂名南路57号兰心大戏院（1931年）等，无论哪一幢都能入选“沪上名楼名宅”的行列。

礼查饭店

“观渡庐”的首位主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学家、外交家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祖籍广东新会，本名叙，字文爵，又名才，号秩庸，晚年时自号 “观渡庐老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出生在新加坡，3岁时随父母来到广州，8岁进入私塾并表现出极高的学习天赋。伍廷芳14岁时来到香港开始接触“西学”并先后在圣保罗书院和皇后大书院就读，期间还曾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成为我国在报业领域的先行者之一。1861年伍廷芳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香港高等审判庭录用并担任翻译一职，初涉法律，约十年后又因表现出色被调任港府巡理署译员。1874年他竟然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工作自费远赴英国留学攻读法律并于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和大律师资格。返港后的伍廷芳继续着他在人生道路上的传奇，1878年其曾荣获掌法绅士（后译太平绅士），开启华人任太平绅士之先河。1882年是伍廷芳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那年中他受晚清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任法律顾问，由此正式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中外一系列条约与事件的商议处理中有过他的参与；中国首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的经营亦有着他的一份功劳；清末法律改革中也时常能看到他活跃其中的身影；他的足迹不仅遍布国内更是远达世界……

伍廷芳

1910年伍廷芳卸任称病寓居上海并自号“观渡庐老人”，“观渡庐”故事大抵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那一年的10月10日，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在此后的数月中时刻处在风雨飘摇苟延残喘的境遇之中。同年11月初“上海光复”后，起义重心开始逐步由武昌转向南京与上海，清政府此时虽在军事实力上仍占有极大优势，但鉴于全国多省已纷纷“独立”及财政吃紧等窘境主动开启“南北议和”，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与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进行了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和谈。

清廷大员唐绍仪与伍廷芳

这是一场影响着后来历史走向的“和谈”，原本定性为讨论“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和谈”，到后来越发演变成一场讨论“如何为清政府善后”的磋商，南北双方代表伍廷芳与唐绍仪在未来中国走“民主共和道路”的观点上竟然从谈判开始后不久就心照不宣的达成了一致，“民主共和”从此越来越深入人心。

有关这次“南北议和”在上海的举行地点，以往较多的说法是“南京路市政厅”和“赵凤昌位于南阳路的住所惜阴堂”，该两处建筑现均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伍廷芳作为这次和谈的南方全权代表，他的住所“观渡庐”自然也与和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据冯天瑜为《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一书中所述“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从阳夏战争前线乘船返沪，见到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场景：先君已除辫，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缄、汤蛰仙等。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南北议和时，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皆出先君倡议。”由此可见“观渡庐”在结束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开创民主共和的历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今踱步其间，遥想当年许多伟大的历史瞬间曾在此一一上演怎不叫人心潮澎湃。

进入中华民国后的伍廷芳继续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政坛，其于1917年曾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并在张勋北上妄图解散国会期间发表通电，拒不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并向黎元洪递交辞职信，一展“维护民主共和到底”的决心，并于不久后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入永丰舰。时年已80岁的伍廷芳不惧危险上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大计。数天后的6月23日，身染肺炎的伍廷芳因悲愤病逝于广州，结束了其传奇且又些许悲壮的一生。孙中山先生在得到伍廷芳病逝的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言道：“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吾军惟有奋勇杀敌，继续遗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与伍氏家族有关的历史建筑还有太平花园。“太平花园”地处“观渡庐”西北方向的陕西北路上，为伍廷芳与其子伍朝枢于20世纪初至20年代20年代陆续建造的花园里弄住宅，据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时有不少流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在这里居住过，是上海除了虹口提篮桥地区外又一处鲜为人知的“诺亚方舟”，甚至有些文章中还将伍廷芳伍朝枢父子称之为“中国的辛德勒”。对于“中国的辛德勒”这一称呼，笔者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伍廷芳伍朝枢父子分别于1922和1934年去世，从时间上来看，父子俩显然不可能与发生在1938年的那场“水晶之夜”及之后纳粹对于犹太人大规模的迫害产生任何关联，或许是伍氏家族另一成员的出手相助才铸就了那次对于犹太难民的雪中送炭。

第二任： “大新烟草”

“观渡庐”的故事并未由于伍廷芳伍朝枢父子的去世而终结，大约在1943年时，这幢住宅被大新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购入并作为该公司的办公用房。“大新烟草”是一家成立于1943年的小型烟草企业，主要生产万寿、大都会、红万寿、大吉庆等品牌的香烟。同在它之前已经闻名沪上的“英美烟草”、“南洋兄弟烟草”、“华成烟草”等中外大型烟草公司相比，“大新烟草”无论在资本实力还是人员规模上都是与它的这些前辈们所无法比拟的。

老上海记忆中的香烟牌子

当然“大新烟草”亦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它曾一度通过“香烟牌子”这个“销售媒介”将自己的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香烟牌子”原本是香烟厂为推销自己的产品特意在香烟壳子中放置的一种硬纸小画片，其图片内容以人物、故事等居多，久而久之便逐渐演变为部分人眼中的“收藏品”或“孩童启蒙读物”。著名作家白先勇曾说，他与《红楼梦》的结缘就是从当时“红楼梦人物香烟牌子”中开始的。此外“香烟牌子”也可作为一种用于“兑奖”的工具，比如当时如日中天且几乎垄断中国烟草市场的“英美烟草”，就曾以“集齐水浒108将香烟牌子可获得金条奖赏”的噱头在沪上掀起过一场烟民争相购买其名下品牌香烟的热潮，结果令大家大失所望的是，这次所谓的兑奖活动实则只发行了“106张水浒人物的牌子”，任何烟民即便竭尽所能也不可能集齐所有“香烟牌子”前去兑奖，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活动实则只是一场骗局。“大新烟草”为吸引烟民而开展的“兑奖活动”显然要比“英美烟草”的要靠谱许多，同样是在推出“水浒108将香烟牌子的兑奖活动中”，“大新烟草”只是在“少数几个水浒人物牌子”的发行量上做了刻意的减少，总体上没有愧对烟民。另外“大新烟草”还曾以推广自身品牌为目的举办过香烟商标展览，也曾在当时的烟民与收藏爱好者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第三任：上海汇明厂老板丁熊照

继“大新烟草”之后，“观渡庐”于40年代中后期又迎来了他的第三位主人—上海汇明厂老板丁熊照。“观渡庐”曾长期作为该厂的职工宿舍，现今此楼内仍然居住着不少该厂职工以及他们的后代。

丁熊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民族实业家，他1903年出生于无锡，早年在洋布庄做学徒出身，学徒期间的丁熊照目睹当时上海市面上外货遍布、国货疲软的整体状况后，开始渐渐萌发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的宏愿。学徒期满后，丁熊照离开布庄辗转来到上海大东电池厂工作，时正值“五卅运动”在上海蓬勃兴起，眼见着满街高喊着“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人群此起彼伏，丁熊照的爱国热情在这一刻再一次被点燃，不久后他所在的大东电池厂歇业，他果断倾其所有并招募大东电池厂的几位骨干工人创办了汇明电池厂，以“大无畏”作为商标激发大家创业热情，立志要在洋商横行的大上海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国货争光。

“大无畏牌电池”商标

与丁熊照的一腔雄心壮志相对应的是，当时国内华商电池领域的不景气。在汇明电池厂之前上海虽然已有国华等数家华商电池厂，但整体实力仍与外商电池厂相去甚远，其中作为中国首家电池生产厂家的国华电池厂正面临在外商同类产品的倾轧下歇业的窘境，当时华商电池领域的前景可谓一片惨淡。丁熊照在初涉电池领域后便深知如想在该领域内长期与外商抗衡，必须在产品生产上以质量上乘与物美价廉为先导，靠一时的“投机取巧”是不可能有出路的。于是他一面聘请电池行业技术人才，一面利用平时各种机会全心研究制造电池的技术，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改进销售方法，他还会亲临全国各地为自家的产品做推广宣传。正所谓天道酬勤，在丁熊照与其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数年后由汇明电池厂生产的“大无畏”牌电池非但在上海已能与以美商”永备”牌电池为代表的外商知名电池品牌并驾齐驱，更是远销海外，据王孚礼所撰写的《丁熊照与大无畏电池》一文中所述：“大无畏电池不但行销全国，还远销英国、南美、非洲和东南亚各国，驰名中外…英国伦敦维泰利电器公司曾有信给汇明厂，对中国工业产品水平竟有如此之高表示惊讶”。 

此外，丁熊照为使他的电池产品能有配套生产，又在原有汇明厂的基础上先，后开办了和明炭精厂、保久小灯泡厂等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电池、电筒配套生产体系，使得自己的事业又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丁熊照的可敬之处更体现为他在面临“民族存亡”关头中的义举。“一.二八”和“八.一三”两场淞沪抗战中，他均慷慨解囊积极捐款捐物并亲临医院慰问伤者。当时有些厂家为图自保，会在抗战时选择悬挂西方列强国旗以为“保护伞”，而丁熊照则照常悬挂中国国旗并激励教育自己的员工说，“在中国的国土上就要挂中国旗帜，我们要以大无畏牌产品商标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势不两立”。后来由汇明厂生产的电池电筒等产品还行销大后方与敌后游击区，成为军用与民用的必需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管制下的上海物资紧缺，丁熊照不远万里将大量资金与物资转移到大后方继续用于各类生产，为支援抗战献计献力。

1945年夏天，拒不与日方合作的丁熊照被宪兵队以“在外造日本战败谣言”的罪名逮捕，面对着生与死的抉择，丁熊照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不久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丁熊照在各方营救下最终被释放。

在50年代公私合营期间，丁熊照虽然身在香港，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表现出极力的拥护，他嘱托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坚决配合政府的工作，使得自己的企业都顺利实现了公私合营。60年代中期，另一知名电池产品“白象”牌随上海华明电池厂并入上海汇明电池厂，从此成就了中国电池界的另一段传奇。1976年11月1日，丁熊照在香港病逝，享年74岁。

经历过百余年岁月洗礼的“观渡庐”如今依旧安详的矗立在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上，一幢楼的三生三世，留给后人的是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对于“民族复兴”的无限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