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9日，一个普通的日子。一大早，鲍铁鸣冒着寒风细雨带领着港城分指挥部和港城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正在施工的大堤上。从荷兰租借的大型绞吸式挖泥船“诺西号”正式出沙，以每小时3000立方米的挖泥量向港城围区吹填供沙。当在场的人们看到第一股沙流从排吸管喷涌而出时，心情都无比激动。那是临港新城建设开局的第一年。

2018年11月30日，临港迎来开发建设15周年的日子，这位当初负责临港新城主城区建设的原临港管委会副主任、港城集团董事长鲍铁鸣，回想起那段每天迎战大海、在滩涂上建起一座新城的岁月时仍难掩激情。港城建设的第一步如此艰难，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

城的故事

“最初，城是没有的。”鲍铁鸣指着一张1999年的临港地区卫星图，那一片在海堤线以外的蓝色区域，就是今天临港主城区所在的地方。“那不是海吗？”看着笔者惊讶的表情，鲍铁鸣平静地娓娓道来，“当时是的。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没过这片土地，只有退潮的时候，会露出一片海滩。”

临港，临深水港而建。2002年，随着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启动，作为深水港建设的配套，上海临港新城的开发建设拉开了序幕。“港城就在这‘潮来一片水，潮去一片泥’的滩涂上一点点建起来。”

鲍铁鸣同志在施工现场，右一为鲍铁鸣同志。

一滴来自天上的水滴，落入大海，泛起层层涟漪——临港新城的规划设计出自德国GMP公司的方案。“主城区中央有一个人工湖，周边的道路和水系围绕湖泊呈环状放射性展开。这个设计当时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非常超前和理想化的方案。”而把这张理想化的蓝图落实在这片一无所有的滩涂上，依靠的则是临港开发者们无数个日夜艰苦卓绝的奋斗。

整个城区的建设是从在海滩上吹泥开始的。“我们一面要把泥从海里吹进来造地，一面要把泥从规划好的湖体里吹出去造湖。”整个吹泥工程持续了整整两年，吹出了大地，吹出了滴水湖，吹出了河道、桥梁和道路……整个城市的吹泥土方达到4500万立方米。鲍铁鸣开玩笑说：“我们常说干活不能吹牛，但港城真的是‘吹’出来的。”

湖的故事

滴水湖的湖心，原来是一个红色球状高台。这个台子是鲍铁鸣找人搭的，当时是为了方便来考察的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滴水湖有多大。后来，简易的台子成了湖心雕塑“一滴水”，象征着临港滴水成湖的设计理念。

2004年7月26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在南汇区委书记陈策的陪同下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港城。在滴水湖一号码头，鲍铁鸣同志向努乔马总统介绍了港城开发建设的情况，热情欢迎他作为第一位外国元首踏上港城的土地。右一为鲍铁鸣同志。

在港城的建设中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要在城区中央开挖一个直径2.66公里，总面积5.56平方公里，平均水深3.7米的人工湖作为整座新城的中心。

人工湖工程十分艰巨。鲍铁鸣用手一边比划一边描述挖人工湖的技术原理，“开挖滴水湖使用的是‘双向吹填法’，在湖规划区域筑一道坝，用吹泥袋围一个圈，挖泥船把泥吹进去，水通过布袋挤出来，等大坝达到计划高度以后，再把挖泥船开进滩涂，从里面往外吹，两边吹泥，中间就高涨起来了。”

吹泥的难点在于挖泥船。300多吨的船吃水深度3.5米，这么一个大家伙如何通过抛石促淤坝进入挖湖区呢？“当时我们根据船的宽度和深度，在抛石坝堤处挖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趁着涨潮大汛时挖泥船冲破大堤驶入湖区，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离湖2公里距离就是海塘，外面只有一道能进出海水的抛石促淤坝，涨潮时水位达3米多深，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鲍铁鸣回忆，“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一天半夜，我接到紧急电话，有工程队因施工得太晚，海水涨潮了，一群工人被困在大堤外的安全岛上。”

岛上搜不到GPS信号，公安部门也无法定位，最后施工指挥部派出了搜救船才把他们接回来。“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潮水再涨上去一点，这几个人就没了。”如今说起来，鲍铁鸣仍心有余悸。从那以后，施工队出工和收工都要像部队一样点名点数，确保人员安全。

那些日子里，每天白天连着黑夜地施工，数百个重型搅拌头日以继夜地在水底下搅拌稀泥，然后通过吹泥管子排到三四公里以外的地方，最长的吹泥管长达六公里。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有一名记者好奇地问鲍铁鸣，开挖滴水湖到底要吹多少泥？“当时我讲了一个数字，他说没有概念，我告诉他，相当于挖15座金茂大厦的体量。”

鱼的故事

位于上海陆域的最东南处，有一个南汇嘴观海公园。公园里有一座标志性雕塑，名叫“司南鱼”，侧面看上去，犹如一头巨鲸，面朝大海，昂首翘尾。每个来临港的人，鲍铁鸣都会跟他们讲司南鱼的故事。

“那是2003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鲍铁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滴水湖施工现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条长4米多的鲸鱼意外游了进来，搁浅在海滩上。”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一条幼年蓝鲸，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搁浅的地方离海有一定距离，而当时滴水湖正在开挖，里面有水，于是工人们就拿施工布袋把幼鲸拖到了滴水湖里。”鱼一遇到水就活过来了，但鱼头却不断朝着大海的方向游。工人们意识到，应该把它放回大海。

当天夜里，施工队几十人连夜把鱼扛到了大卡车上，由边防公安一路开警车护送，车子开到水位较深的芦潮港码头，几十号人又从车上把鱼扛下来。“这鱼全身很滑，连个抓手都没有，工人们都是用布来拖，还要全程不断给它浇水，最后才把鱼放到水里。”当幼鲸返回大海，还连续三次将头伸出海面，好像在感谢帮助过它的人们。鲸鱼回头的地方，就是今天南汇嘴公园附近的水面。

后来南汇嘴上计划建一座公园，对于如何建，大家众说纷纭。“这里是上海陆域的最东南端，又是一个观海的好地方，我觉得应该建一个地标，作为上海最东南端的标志。”这时，鲍铁鸣想到了那条鲸鱼。

如今，司南鱼矗立在东海之滨，记录着那段神奇的故事。司南鱼呈不锈钢管双层网架结构。“司南”，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称呼，史传古时候出海渔民会将磁条嵌于鱼嘴，浮于水盆，仿司南以辩方向，故有“司南鱼”之称。

“司南鱼”雕塑，取自司南兴航海的史说，承载了鲸鱼归大海的奇事，又寓意临港地区航运事业的发展，寄托着临港人对港城的美好愿景。

路的故事

20年前开车子到临港去上班，车开到尽头就是汪洋大海。今天纵横临港地区的道路和建筑，几十年前在地图上还不存在。“要在一片滩涂上建一座新城，没有高标准的规划思路和理念不行。”鲍铁鸣和众多参与了临港开发的建设者就是顶着这种压力和使命感，在一张白纸上着手临港的规划。

所有的路都是通过吹泥打路基建起来的。“临港的道路都是按照飞机跑道的要求造的。围湖成地，原来路面的水分很多，建设时要用一个个管子插入地底，通过抽真空，把水汽抽上来，再压实，一遍一遍地重复。”

路是新建的，路名该怎么起，背后也动了很多脑子。鲍铁鸣回忆，当时临港管委会把上海各区的地名办请过来商量，得到的方案林林总总。“路名应承载着含义和功能两个特性，我认为临港的路名不能放弃功能性。”他的设想是为临港做一个地名总纲，以后不管这座城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依照这个大纲无限地延伸出新的路名。

如今走在临港四通八达的马路上，偶尔也会被那散发着“小清新”和国际化特质的路名所吸引。古棕路，取名自古巴的国树，橄榄路，源自以色列的植物，还有原产于日本的花柏，由丹麦国树变化而来的杞青等，主干道都用各国的古树名木来命名。而在环状和链状的支路和环路上，则有茉莉路、铃兰路等以花卉命名的路。“干道用树名，环路和支路用花名，树和花的名字无穷无尽，这个命名体系就能一直沿用下去。”

不同的路名还按照方位进行区分。南方的路冠以南方树种的名字，北面则用北方的树种。放射状的直路称为“道”，通往上海市区的是申港大道，到海事大学的是海港大道，到南面的是南港大道；环形路称为“路“，沿着滴水湖的叫“一环”，第二圈是“二环”，第三圈是“三环”，到了第四圈，叫“护城环路”，因这里有一条像护城河一样的河流而得名……走在任何一条路上，只要看路名，就能大致判断自己身在何处。

能判断方向的还有路两旁的路灯。主干道和支路的路灯颜色不同，环绕着滴水湖，南面的环路又和西面有所区分。环路很容易迷路，而这样的路灯系统就像是这座城市跟居民间的一个“暗号”，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能进出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