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由与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是同乡——上海宝山，近八年我收集了不少他的书信，在编辑书籍的过程中，得到伯吹先生侄女陈瑾瑜老师的诸多帮助。伯吹先生哲嗣、原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写了篇文章，其中回忆到他的父亲时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半工半读，兼职做幼儿师范的教师，同时应北新书局的邀请担任《小学生》半月刊的主编开始，六十六年中，他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估计有数千封之多，”而且对于回信十分认真：“这是他从事教师、编辑、作家工作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来信是小学生、中小学教师，还是作者或出版行业的领导，他都热情洋溢地回信，从不敷衍。”所以犹如沧海遗珍，能够找到这些信，让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这些信件的时间跨度从1945年到1996年，收信人中有陈伯老的学生、学生的家长，有业余作者、著名作家，也有出版社的同事、作协的领导等，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谈写作，他说：“学‘文’应与学‘科’兼，不然，行文易入空虚，不知我此言有无价值？而青年作者，往往漠视这点，以致行而不远。”

谈未来，他说：“20世纪90年代快过去了，新的世纪即来，我们应努力向前，多跨进几步才是。”……难得十几页用毛笔书写的书信，虽不是正儿巴经的书法作品，随手拈来，细笔游丝在《小朋友》杂志的笺纸上依然尽得风流，连一张旧信封都因为他的字，显得那样古朴典雅。

有一封信是写给文学史料家陈梦熊先生的，谈到了儿童书局的沿革，颇具史料价值。

信上说： 儿童书局创立于1932年，先设立在浙江南路；两年后因营业发展, 出版图书畅销，迁移至福州路（福建路东首）新址。创办人为绍兴张一渠，能书善文，係周作人在中学任教职时的学生；得其友雷**匡扶，营业蒸蒸日上。曾与教育家陶行知、科学家丁柱中先生合作,出版《儿童科学百科丛书》；又得陈鹤琴先生协助，出版小学课本及读物，在上海新书店中为后起之秀。1934年春，聘陈伯吹为编辑部主任，编辑有黄一德，蒋衡，梁士杰，曲家有，汪岳云等；1936年戴白韬（当时用白桃名）一度在编辑部任职，直至八·一三抗战爆发离去。

抗战胜利后，经济陷入困境，编辑人员亦星散，又因经营小学教科书，资金搁浅，被迫加入官僚资本，以致解放后成为军管会下的企业。1952年，与商务、中华、大东等书局併合组成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一渠是周作人的学生，1928年来到上海，为上海总商会主编《商情月报》，1929年去了泰东图书局任经理，自此在上海出版界工作二十年，但他并非“绍兴张一渠”，查上海出版志，张先生是浙江余姚人，在家乡时当过小学教员、当过参议员。

我见过他甲申1944年写得一幅书法作品，线条涩重酣畅、厚润质朴，七分赵之谦的气韵，只欠些文雅，人倒该是个有气魄的人，且慧眼独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催生了儿童文学的发展，涌现了茅盾、叶圣陶、冰心等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积极鼓吹和推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工作，茅盾提出要“把儿童读物当作社会问题来对待”，但仅有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些儿童读物，其余寥寥，张一渠见此情形，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以出版儿童读物为主的出版社，儿童书局。

不过关于它的创立时间，上海出版志记载，张一渠“1930年初，集资创办儿童书局。次年，辞去泰东图书局经理职务，专营儿童书局，任经理，一再招股增资，潘公展出任董事长。”而不是 “1932年”，此两处陈伯老或有笔误。 1930年12月，大学尚未毕业的陈伯吹先生受聘北新书局成为了儿童刊物《小学生》半月刊的总编辑，其时张一渠对他早有了解，曾准备请他来主持高、中、低三种级别的《儿童杂志》，但未能如愿，惋惜之余退而求其次，将他列入 “特约撰稿者”的名单，之后陈先生确为儿童书局写了文章，他的长篇《波罗乔少爷》便刊于《高级儿童杂志》上，连载九期后由北新书局在1934年4月发行了单行本，同时陈伯吹还给杂志撰写了《儿童节》《坚忍》《秋虫歌》等新诗。

1934年1月，张一渠终于将陈伯吹请入儿童书局，担任编辑部主任，之后陈先生大半生坎坎坷坷都没有远离儿童书局。1949年，张一渠离开上海移居去了香港，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儿童书局出版了教育家的论著，和儿童、教育图书、杂志有1000多种，由于图文并重、印刷精良、内容适应儿童阅读，深深受到了教育界和学校教师们的喜爱。 自然，这封信外，陈伯吹，这位东方的安徒生除了自己的创作，也编刊物、培养作者，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其他信中，都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