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某知名青年“长江学者”这两天成为舆论的焦点。该教授早先年用中文发表的120多篇期刊论文，陆续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消失”了——那些期刊官网上，对应页码处均已无法查看；一家学术平台上仍能检索到论文条目，但页面显示的是“404”。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该学者早年的论文涉嫌抄袭、一稿多发等学术不端行为。而据该教授本人称，这些论文是自己主动联系期刊申请撤稿的，原因是感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

然而，恰恰是这些教授自己本人认定为“垃圾”的作品，为当年还是青年学者的她谋得了南大的教职，并帮助她一路晋升。而这位年纪轻轻就获得文科高荣誉的教授，显然深谙“垃圾”论文生产之道。据记者调查发现，该教师2009年之前发表的论文远多于30篇。其中，2003、2004、2005年，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发表16篇，且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署名。

发表论文是检验一名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一种方式，发表论文也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同行交流、评定的一种重要参考。不过，在国内顶尖大学，发表论文还需要考虑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它是代表期刊影响大小的一项定量指标。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决定了一家期刊的学术水平。国内各大高校目前在职称晋升上都会以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论文作为最主要的标准。

事实上，在我国高校学术圈，已经形成了以“核心期刊论文发表”为筛选标准的用人、晋升体制。这一体制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通过制定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和分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分别论文质量高低的问题。但目前高校的评价体系，总体依然是“重量不重质”。

在国内博士研究生教育逐渐扩张，海外留学归国研究人员日趋增多的情况下，高校晋升机会越来越紧张，一些国内一流高校也开始学习国外“非升即走”的晋升制度，设定了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最低下限”。在这一“最低下限”的刺激下，大部分青年学者要想留住饭碗，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论文生产力。在确保论文数量达到领先地位的前提下，再来考虑更高质量的代表作。

如果把论文写作也视为一种生产，那么青年学者生产一篇研究论文，从选题到研究再到写作再到发表，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尤其是CSSCI、SSCI、SCI中的一些重要期刊，发表周期往往都要一年甚至更久。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家看到这位39岁就评上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的教授，已经发表了120多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0多篇SSCI、SCI论文的成果后，除了佩服，更多是惊讶，惊讶于其如何能做到一年发表二十来篇论文的速度。

尽管这位教授“高产”得实在有点太不正常，但论文产出数量相对偏高的学者，还是不乏其人。这也从侧面暴露了目前青年学者的研究生态——为了在数量上超越同辈，研究质量上显然很难做到专注和打磨。“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的情况在学术圈经常出现。对于青年学者而言，与重要期刊的主编、编辑搞好关系，所带来的“实际效益”远高于在课堂上专注教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青年学者（甚至资深教授）越来越轻视本科生教学——哪怕这本该是他们的首要职责。

而这样的导向，也让一些学者敢于铤而走险。2014年，北大历史学博士于艳茹被《国际新闻界》期刊通报其发表在该杂志的论文大段翻译国外期刊原文。这种“以译代抄”的新抄袭手法最近几年也开始被某些国内学者效仿。2018年，暨南大学博士生熊某某也同样采取翻译方式，抄袭国外学术会议未发表论文……近年高校频频爆出学术不端事件，与这种生态不无关系。

然而，空泛指责个体的学术道德和人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论文高产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奇低。大部分国内CSSCI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过是废纸一张，并没有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反倒是在这种论文发表的规则之下，养活了一个庞大的论文代写、发表产业。在这样的“学术工业”环境中，出现抄袭等学术不端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

就在近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通知中，“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同时要“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这一文件发布后，很多学者都表示支持，说明学术圈已经对目前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产生不满。但也有人质疑，如果不再以论文作为晋升标准，如何科学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如何评价成果的质量、影响？

解决“唯论文”这样一个沉疴已久的问题，不可能一步达成。但多部门联合重视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信号。要在鼓励优质论文发表，遏制垃圾论文生产的思路下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制定高校的评价体系，开展“双盲”评审，专家联合复审，鼓励第三方学术监督。除此之外，期刊论文产业也应该进行清理规范。

至关重要的是，只有高校评价体系在源头上停止“揠苗助长”，给中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做精品研究的学术生态，这条利益链上的环环相扣才能最终被打破，中国的学术研究才不会沦为“A4纸印刷”。当每个人都不再那么注重数量时，质量自然会有一套评价体系逐渐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