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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使重磅访谈:日本为何总对中国心有异动 | 美国人煮了一锅夹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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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8-10-23 06:21
摘要: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一个词,我们还没用

在复旦学英文时,四平路两侧还是大片农田,一块块连向远方,别说进城,连周日去五角场买点日用,徐敦信也两年几无一次。

 

两年后,因一次外事活动尴尬,周总理、陈老总在接机现场布置,采取措施加快培养非通用语翻译,徐敦信也因此被安排改学日语。

 

五年后,第一次出国的徐敦信,在日本东京的上空见证了词典上的“万家灯火”。

 

十五年后,1978年随邓小平访日的他,亲见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经典故事的历史现场。

 

之后,三度驻日工作12年之久,前后跟19位首相打过交道,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中国驻日大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长、复旦大学特聘研究员。毫无疑问,他是四十年来中日关系核心区域的长期在场者,舟行于波的前沿操作者,独具心得的权威观察者。

 

周边外交同样如是。在外交部分管亚洲事务时,他直接参与了中新建交,中文(莱)建交,中韩建交,中印尼复交、中越关系正常化,中印边界磋商,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他多达17次往返,终促成外交范例……

 

四十年前今天上午,1978年10月23日,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日第二天,邓小平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官邸出席仪式,双方外长签字互换批准书正本,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平等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解放日报》报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

 

归国11天后,召开了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发表著名讲话《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虽然在日随访已有心理准备,但见讲话鲜明提出“要善于学习”“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44岁的徐敦信依然觉得惊心动魄,大为振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已石破天惊,向历史上欺负过我们的国家也学,足见非凡胆略——在此之前,没人敢这么说。

 

紧接着,2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召开。

 

徐敦信说,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日“条约”40周年,只是时间上的巧遇,并非刻意安排,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内在关联值得深思。

 

2005年电话采访,他听完提问,张口即答。记录下来一看,俨然便已成文。13年过去,记者航班延误1小时心急如焚,守在小区门卫室引路的他笑脸相迎,面色白皙,儒雅可亲,热情向路过居民“老马”打招呼。


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一个词,我们还没用



记者:你怎么看当前的中日关系?

 

徐敦信:正在“改善”,“正步入正常轨道”,这些表述是事实。审时度势,有这个需要。从双边关系、地区来说,是好事。同时我觉得,也还有一定的保留。过去中日关系遇到问题时,有一个词叫“转圜”。我专门查了词典,指“挽回”,有一点利用机会、恢复原状的意思。当前没用这个词,我觉得也有道理。适当留有余地,无非是还要再看一看,希望双方继续相向而行。

 

记者:2009年鸠山由纪夫就任日本首相,我们用了这个词,提到“2006年中日关系实现转圜”。

 

徐敦信:安倍首相2012年上台后,在背道而驰的路上走得太远。不仅涉及中日关系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而且涉及两国关系的定位,就是日本你怎么看我们中国,怎么看你们自己。中日关系还是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记者:近来有些变化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徐敦信:毕竟是近邻。以中国为敌,经济上没有好处,政治上不得人心。安倍首相这一段,也遇到了和中国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现在都面临特朗普的挑战。中日双方都感到需要妥善应对。内政上,安倍首相虽然第三次连任,但明年春天有地方选举,年中还有参议院选举。还记得上次安倍当首相一年辞职吗?一说肠胃有病;另一说真正原因是参议院选举失利,在党内交代不过去。日本战后首相中,安倍迄今已跑了70多个国家,算首屈一指。但一个重大缺陷是周边外交。不止中国,还有韩国、朝鲜以及俄罗斯,有时也想有所改观但没成功。和中国关系搞僵,对得意之笔的外交失分,有很大影响。

 

重视中日关系,中国是不变的。希望两国关系真正走向正常,应对好共同关心的、比较现实的课题,应对好挑战,发展好经济,开辟创新合作新天地。

2005年徐敦信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留影 王珍摄


中日近邻是命中注定,只能学会友好相处


记者:总体上,你会怎么把握中日这40年?

 

徐敦信:去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两件大事本应是一件事,操作上分了两步走。这是当时从实际情况出发,中方建议,日方欣然赞同的。现在看,这种做法是明智的,排解了干扰甚至风险。

 

中日这40年,大体分两段。冷战结束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局良好,飞跃发展,相得益彰。冷战结束一直到目前,总的来说,风风雨雨。中日关系在某些重要方面不进反退,民间感情大幅度下挫。

除了冷战结束的原因,有一点我想强调。两国国内政局及经济发展,一进一退,此消彼长。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一落千丈。中国改革开放,蒸蒸日上。日本朋友不管是好朋友,还是做买卖的朋友,心理有个适应过程。日本人对中国,历史上是敬畏的,尊中国为老师、老大哥。明治维新先走一步,中国落后了,日本人有自负感。在这种心理基础上,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既有知恩图报,内疚的,也有要长期领先于中国,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相对顺畅地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好处。但如果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们,就感到不自在了。这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拉了中日关系的后腿。所以我说,中日之间不仅是老问题,还有一个新的定位问题有待解决。

 

实事求是说,中日40年总体上还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开始那一段,应该说很好,对双方,对亚太地区,对和平,都有利。后面这一段就磕磕碰碰,不是太令人满意了。但该发展的还是发展了,只不过有斗争,有起伏。评价不要太悲观,说成一无是处。变化看到了就行了,怎么解决是当前课题。我们希望重新走上正轨,真心希望脱离旧的冷战思维。

 

记者:今年3月王毅外长答共同社记者提问,说到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时,引用了八个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徐敦信:作为长期研究者,在我看来,中日互为近邻这件事,是命中注定。没得挑选,只能学会友好相处。从历史教训看,和则两利,斗,肯定俱伤。从中国角度看,我想多说两句。尽管日本在历史上,得益于中国甚多,加害于中国最烈,中国老百姓的感情是客观存在,可以理解,但我们没有停留于此。还是重视中日关系。不管怎么说,日本还是我们周边最为发达的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实践也证明,经济互补,合作有益。


起航前夕,一次适逢其时的调查研究



记者:在你看来,40年前中日签约,与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徐敦信:这不是计划中的。我们原来预料,签约要快得多。时间上是一个巧合。但两者之间也有客观的关联,甚至是内在的关联。中日缔约确实是赶上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前夕,两国关系敞开大门,客观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也为日本发展提供了可能。更不用说日本后来碰到困难,也从中国得到很多好处。客观关联是不争事实。

 

内在关联上,这两件事都是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亲自操办,推动实现的。有个现象我感触很深。他应邀访日,当然是为宣告条约生效,不过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我观察他心里,更多是看重这一次机会。改革开放起航之前,去考察一个发达的近邻,为我们国家下一步谋求更大、更好的发展。

 

记者:一路随访,你觉得什么最触动他?

 

徐敦信:小平同志每次参观都很兴奋,问了很多问题,作了很多评论。他的评论,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坐新干线问他感想,就是快啊,速度很快,好像后面有人拿了鞭子在赶。他强烈感到,时间宝贵。

 

记者:时不我待。

 

徐敦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现在人家感叹我们,当时我们感叹日本。1963年我第一次去,东京1964年奥运会前夕,正在大兴土木,当时根本不见高速公路、高铁,一流饭店电视也是黑白的。隔一两年第二次去,都有了。当时北京、上海,路灯都有,不过仍有些昏暗之感。1963年我们代表团飞抵东京时,天已暗。一眼看下去,一片灯海,很亮的亮光。“万家灯火”这个词早就有了,这次总算亲眼看到了。另一个亲眼看到的,是当时坐火车,两位日本老太太上来后,买了两盒饭,吃了半盒后,剩下的没带走。我看了就觉得,日本的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否则稍微节省一点的,那半盒可以不要了,那一盒至少会带走。

等到1978年,跟随领导人访日,看到的东西更高级。新日铁是代表性的钢铁企业,日本人非常想跟中国人做买卖,几个月前就做准备,海陆空都动员了,陆上警卫,天上直升机巡逻,海上潜水员下去,专门检查接待我们的气垫船。我有个印象,不提大家可能不知。下船后,每人发了一副白手套、一个安全帽,一圈考察下来,白手套整个还是白的。工艺上也很先进。烧融化了的大钢锭,通过传送带,一条线下来,就压延成可以做汽车的薄板。这我们当时没有。后来又听说,现场操作的工人只有十几位。真是吓了一跳,简直不可思议。在汽车厂也是,主要看了机器手,自动焊接零部件,现场一片火花,人却没几个,都在遥控操作。小平同志幽默,说自动化效率高,保证质量,也不闹罢工。

 

事后还听过一些趣闻。比如日本朋友介绍,这个厂人均年产量94辆。据说小平同志说,比我们多93辆。这话是日本人后来讲的,小平同志是不是这么讲的我不知道。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差距。那次回国后,没有过多久,深圳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见诸于报刊。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在变化。

 

记者:正好在改革开放前夕,向就在身边、唯一的发达国家,做了一次适逢其时的调查研究。

 

徐敦信:拿来主义嘛。考察,宣讲,跟日本政要和企业家等就现代化交换意见,也不止这一次。一些改革开放的思路、思想,从中形成。更重要是回来后那个讲话,对解放思想起到极大作用。没多久,袁宝华等领导同志就带团去日本,蹲点式实地考察,不弄明白不回来。紧接着连年举行经济知识交流活动,还请一些日本专家,交流现代化管理经验教训。中国人还是聪明的。回头看,小平同志访日,两个40年巧遇,应该说对中日都非常有意义,对今后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该弄清是非黑白的时候,美国人煮了一锅“夹生饭”



记者:对周边外交,你最大心得是什么?

 

徐敦信:我长期关注的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近30个国家。就这部分地区,包括我们在内,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共同的遭遇,现在有共同的使命——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特点是多样性,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差异不小。更重要的是冷战阴影至今遗留,在全世界也不多见,甚至于某些国家之间的历史积怨,还未完全消除。边界领土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也特别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周边外交方针政策,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到亲、诚、惠、容,过去如此,今后也不会变。发展起来以后,强调共同富裕,互相帮助,都没有问题。但有一条,这并不等于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可以随便丢掉。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是我们的,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不矛盾。把这个事情把握好,我觉得,很重要。

 

处理这些问题,当前叫维权斗争。有历史文献、事实根据,人证物证俱全,这是中国的呀!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作为外交官,真是心急如焚,鞭长莫及。现在有能力了,这不是抢占别人的东西,人工岛礁也不是中国发明的,这种维权是需要的。我们不理亏,不嘴软。没有实力无可奈何,有了实力还缩手缩脚,那就是不负责任了。

 

从外交讲,维权也得有必要的耐心,不上挑拨离间的当。霸权主义者用自己的逻辑想我们,吓唬一片。我们有自信,有毅力,有理、有利、有节,讲究恰到好处。

 

记者:有段时间,或者说一直以来,关心外交的人们常常会谈到“硬”和“软”,激烈争论,一度说“缺钙”。软硬之间,你觉得恰到好处的点在哪?

 

徐敦信:网上也有批评我的。(笑)中国有个成语,叫刚柔并济。我理解就是该硬的时候就硬,该软的时候就软。软和硬,从外交角度讲,有史以来,国内国外,都是相对的,相辅相成的。涉及核心利益、领土主权等大问题,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弄清楚,是我的当然坚持,不是我的绝不伸手,这是一个大原则。实事求是得人心,它是合理、合法、公平的,因而也是得道多助的。还要看机遇,看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老是斗一阵好一点,好一阵又来了,政界如此,审编教科书也如此,还有靖国神社问题,等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有自信。

 

记者:你觉得日本为何总这样?

 

徐敦信:战后日本,是非黑白,没有及时彻底分清楚。美国人只开了个头,该抓的抓了,该放的放了,当年反战的一些政党、人士,恢复了自由。但没有多久,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东风劲吹,美国在欧洲需借助德国,在亚洲明显是借助日本,于是抑制政策很快就变成扶持政策。用我的话说就是釜底抽薪煮了一锅“夹生饭”。夹生饭的特点就是开头没煮熟,以后怎么煮也难煮熟了。日本的拨乱反正半途而废,一笔糊涂账。所以有些日本人,你问他二战教训是什么?他说找错了对象,不该跟美国打仗,否则怎么会败。

 

记者:意思是不打珍珠港就好了。

 

徐敦信:从历史逻辑讲,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就这么想。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里,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大家提灯游行庆祝,唯一在海边低头散步、闷闷不乐的山本五十六却说,你们去美国看看他们有多少烟囱。即可知这场战争日本必败。电影着意宣扬什么,不言自明。


1989年打破西方联手制裁,突破口选在日本,选对了


记者:从亲历的共和国外交选3个案例,提供给外交学院学生或研究者,你会请他们注意什么?

 

徐敦信:一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缔约。这是中国近代从屈辱史到发展史的一个转折,在中日关系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战略、策略和重要方针。二是1989年打破西方联手制裁,突破口选择日本是成功的。日本最先恢复高层互访,天皇访华,恢复人员交往,重启经贸合作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互有需要。三是促成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涉及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外交全局,也是联合国发挥作用成功了的一件案例。中国在其中的战略策略运用,有利于促成柬埔寨以西哈努克国王为首的民族和解,也为中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障碍。

 

记者:外交上,既要广交朋友,又得善做工作,怎么把握坚持与灵活?

 

徐敦信:中曾根首相很有特点,在日本评价并不算太高,认为他摇摆太大,取个绰号叫“风见鸡”。装在屋顶上,看风向的装置。我有些不同看法。对政治家的变化,要具体分析。进步的,前进的,应该欢迎。相反的自然另当别论。他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坚决反对,绝不退让。但去了以后,我有两句话,一是知过必改就好,二是知难而退也罢,总之不能再去,不去就好。小泉五年去了五趟,“政冷经热”五年。

 

中曾根很聪明,他对小平同志相当崇敬。小平同志也做他工作。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大企业动作非常之慢,中小型来了很多,大的很慎重。小平同志跟他讲,我们是近邻,你们将来得到好处可能最多。后来验证了。日本人自己也总结经验说,被大众、通用抢了先。


瘦西湖 ▪ 五亭桥 ▪ 掏鸟窝



记者:据说,瘦西湖的五亭桥,你小时常去掏鸟窝?

 

徐敦信:是真的。(笑)麻雀窝。五亭桥屋檐并不高,小伙伴叠罗汉,伸手能够着。麻雀飞走了,麻雀蛋跑不掉啊。(笑)确实顽皮得很呀。打篮球,我在中学是校队,到单位是工会代表队,很乐意穿发给我的球衣。听说书,三国水浒。养狗,养黑白相间的洋老鼠,我自己用装肥皂的箱子,做个隔层,装上楼梯,和供鼠翻腾、旋转的装置。养蚕,玩蛐蛐,集邮,看小人书……跟下一代子孙比,我们从小接触的东西还真是比较多。这个,很重要。

 

记者:究竟重要在哪?

 

徐敦信:道理,能把各种事情的道理,融会贯通。后来搞外交,没有知识面,也是不行的呀。我跟日本人谈起文化,谈到象棋,日本也有,都有楚河汉界,但中国是吃子,日本是俘虏。它的棋子是梯形的,小头对外就是进攻,俘虏过来以后,掉个头就行。日本朋友诙谐,说他们是八路军的政策,优待俘虏。文化人之间聊天,怎么应对?我说你看的是现象,规则是人定的,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中国早就有象棋了,奴隶社会之初我们就有了,到农耕社会,你们才把中国象棋学了去,所以你懂得了利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养不起俘虏啊。所以这说明了我们历史悠久。日本朋友点头,“有道理”。事后我心里嘀咕,我这么说,对吗?有根据吗?回来后请教汉学家,他们认为我这个解释对,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角度,站得住。(笑)


一位王太子的一次来访,命运扇了一下翅膀



记者:你读的扬州实验小学,好像就是今天的梅花书院所在。后来读扬州中学,也是当时最好学校。再后来,考进复旦,学的是英语,怎么突然转去北大学日语?

 

徐敦信:扬州给大家的突出印象是游玩、休闲,不大注意到还有一条,就是尊师重教。我小时,扬州已有“出租自行车”了,抵押学生证校徽,可骑一两小时,把全城兜遍。一路看到的大房子,漂亮的房子,学校、医院,就这两个。突然转学北大,是大概1957年前后,阿拉伯国家一位王太子,兼外交大臣,到中国来访问。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当时外交部还没有高水平的阿拉伯语翻译,每次都请高校老师来帮忙。那天快过年了,飞机很晚到,寒风之下,列队欢迎。周总理、陈老总都去了,红地毯上致欢迎词。之后王太子上去致答词,讲了一段按后来报道对中国很友好的话。可是我们请来的这位翻译听不懂。该国驻中国大使说,不能怨翻译,我们王太子讲的是方言。那么你行不行?他说我只会法文。又临时找英文的,通过两遍翻译,才算凑合了过去,现场尴尬了很长时间。周总理、陈老总就在机场,叫来管干部的同志,交代赶紧培养。于是从全国选调近百人学英语、法语、俄语的学生,到北大学非通用语。

 

记者:你后来跟周总理接触多吗?

 

徐敦信:不算多。当时中日还没建交。但周总理很重视对日外交,所以接触还是有。1963年我随一个歌舞团访日,周总理来审查节目,我们都在场。他很细致。看了节目后,提的意见非常细,而且我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中日之间文化交往面很广,也很深,我们这个代表团,又是日本工会系统邀请。如果我们的团长从没去过,谁都不认识,对历史现状不了解,就很难交流。所以周总理当场决定,换一位熟悉日本,在日本知名、有朋友的任团长。演员也增加了好几位有分量的。女声独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演员,在电影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农民打扮,那天上台穿了“布拉吉”,就是长裙子,当时年轻漂亮的都爱穿这个。周总理看了就说,这不对,服装和歌词不配,还是穿接近农民的服装。

 

记者:为什么这样一个活动,他抓得这么细?

 

徐敦信:当时对中日关系,周总理很重视。讲话中,不止一次讲到中日关系。日本来的民间代表团,几乎都见,而且谈的时间都很长。一了解情况,二做工作,推动中日关系恢复、发展。重视民间外交,“以民促官”,这是周总理当时提的。邦交正常化为什么能实现?日本人自己也说,得益于其国内的舆论推动,许多地方议会做决议,要求尽快恢复邦交,形成了全国各地都在呼吁,真正是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地步。


自己砸自己的汽车,这不是胡来吗



记者: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除了国家外交,我们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你怎么看?

 

徐敦信:信息化时代,重视公共外交,重视老百姓对外交的认知,对外交政策的认同,这是很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外交的知识、观念、策略,国内应该更普及一点。基本知识就行,不要求专业化,这样对推行外交有好处,至少是国内的舆论基础。现在交往也多了,外国人来,走在路上,不再被围观。出去的也很多,出去以后不适应外面情况的,把自己习以为常的一套带出去的,也很多。到处抽烟,大声说话,坐电梯不注意让女士先行,等等。文化素质还有一个提升过程。

 

更重要的,是理解。国家领导人说一件事,外交部处理一个问题,能够得到认同、理解,而不是相反。有差距,靠知识的普及。

 

记者:十多年来,尤其对日,我们有过全国性的舆论和反应。民众与政府之间,遇到热点问题的时候,是否会形成一种客观上的相互关系,如何把握?

 

徐敦信:日本人做了错事,说了错话,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国内起来反对它,批评它。这种情况过去也有。个别的说过头话,做过头事,难免。但如果变成有这么一些人,一哄而上,出现一些过火的言行,这就值得去思考,是不是要加强教育引导。我当时跑了好多地方,和两位同志分头进行,两位现在都不在了。我们去全国宣讲,高校师生、干部,几千人大会。从大局,从利益,从国家形象。讲如何全面地看,如何团结多数,如何做得得体、有利,而不是给自己脸上抹黑。

 

记者:近些年来,对外冲突依然有,但这种过激,好像确实是少了。

 

徐敦信:我们当时去各地讲,应该说,都是“马后炮”了。事情已经发生,只能给大家讲一点道理。比方自己砸自己的汽车,这不是胡来吗。


虽然断交了,但我工作手册始终有你们一页,上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大使一栏空着而已



记者:这么多年外交工作,压力最大是哪一次?

 

徐敦信:说实话,还真没感到太大的压力,总觉得是光明的。内心坦荡,就磊落。比如我们和印尼一度断交,对方是特殊情况,找了个借口。实际不是他们指责的那样,实际不是。时间一长,他们自己也弄清楚了,真相大白,觉得问心有愧。再加上中国经济上去,别人生意红红火火,也有点坐不住了,觉得吃亏,希望恢复。水到渠成,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转机是1989年1月,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首先一个很大的难题,是葬礼怎么参加。派大使级的前往不是不可以,疏远的也有成例,但是不是要派更重量级的人去,很费脑筋,上级也很重视,都在探讨。最后中央采纳了派外长作为国家主席特使前往,两个名份加在一起,分量有了,道理也有了。后来日本方面反应很好,海外华侨华人反应也很好。没过度,也没失礼,恰到好处。

 

几乎同时就想到,葬礼上可能碰到印尼高层。印尼同日本关系非常密切,外长八成会去,我们推断是个机会。建议报批后,结果发现印尼外长不参加。这就遇到问题了,怎么提?我们去的是外长,作为国家主席特使是参加葬礼,提见总统,说不出口。印尼去的一位部长,同中方从未谋面,也不好开口。我们想了想,这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接触机遇,不必在意对方具体是谁,关键在意愿。于是传话过去称希望会晤。马上第二天回复,说愿意见,而且我们这位部长比外长还要地道。去了以后,很快就谈成了,证明双方都有需要,没有纠缠任何事情。苏哈托总统还明确讲,不需要第三方,应该直接谈,我们从来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对方还拿出一个本子说,里面列的驻雅加达外交使团名单里,你们没有大使,没有外交官名字,但你们的这一页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记者:他自己的工作手册?

 

徐敦信:对,很多国家都印制使团手册,印有国家、大使、参赞等外交官名单和办公地点。

 

记者:根本的是国家地位和影响。

 

徐敦信:是的,外交是为国内服务的。外交最希望国家安定团结,最希望我们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这是撑腰的东西,说话有底气,受人家重视。弱国无外交,搞外交的人最懂得这个道理。国内的事情搞好太重要了,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太重要了。我们的国歌不要忘记。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个炮火可以是无烟的,遏制你、制裁你、利用你的矛盾整你,孤立你,不让你发展。还是要有安危的意识。不说过头话,谦虚谨慎,也很重要。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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