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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系列访谈⑤丨陈圣来:创办东方电台、掌舵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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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雷册渊 2018-09-01 06:00
摘要:"尽管每前进一步都会荆棘丛生,但总会踏出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去走。"

 

熟悉陈圣来的人恐怕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年富力强的学者已年逾花甲。而他66年人生中,几乎所有重要经历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
 

1977年恢复高考,他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1992年,伴随着新一轮改革浪潮,东方广播电台成立,他是首任台长、总编辑;
 

2000年世纪之交,他受命筹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并担任总裁,打开面向世界的文化之窗……
 

“不甘平庸是前进的不竭动力。”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回望来路,陈圣来更感慨,“天时”“地利”“人和”对干事创业的重要。

 


“一群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1992年9月24日,东方广播电台正式挂牌成立。


这一天,天公并不作美,从清早开始就一直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年轻的东广主持人身披红色缎带,驱使着摩托,高擎着红旗,旗帜上印着醒目的标语:“东方广播电台10月28日开播!”警车开道,铁流滚滚,车队吸引了沿路市民的目光。摩托车队沿着上海的主要干道缓行一圈,最后在外滩落脚,举行东广主持人与听众见面会。


风雨中,陈圣来和一群年轻编辑、记者、主持人站在一起,意气风发。“一群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媒体这样形容他们。


当时的“弄潮儿”们和“观潮”的市民都没想到,这次成功的营销宣传活动预示着一个广播新时代的开始。东广的诞生和崛起日后被写进了教科书,被称为“中国广播改革的第二座里程碑”。


这一年,陈圣来40岁。
 


1992年9月24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正式挂牌成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东方广播电台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陈圣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浦东正式开发开放,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需要一定的舆论支持和配合,这是时代的大背景。从业务层面考虑,当时思想比较解放,上海有《解放日报》《文汇报》两家大报,大家“摽着干”,你出彩版了,我也要出彩版,你扩版了,我也不甘落后……竞争得很厉害,报纸越来越好看。而广播却只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家,没有竞争,缺少活力。于是,市里决定新成立一家电视台和一家电台,与原有的上海电视台和上海电台形成并行竞争的双台机制,享受同级别的待遇。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确定创办新电台后,采取了向社会公开招聘台长的做法,这在当时也是一桩“新鲜事”吧?
 

陈圣来:当时的做法很“前卫”,不仅向社会公开招聘新电台的台长,而且赋予的权力非常大。如果你竞聘上了台长,那么所有的副台长、部主任都由你来提名聘用,如此之大的改革魄力和支持力度,是少有的。
 

大家热情非常高,仅我所在的电台就有十多个人参加了新台台长的竞聘。上级党委组成了一个8人评委班子来审核、评定和挑选新台台长,竞聘的人每人要提交一份新电台的“施政方案”。当时我干广播已经十多年了,从最普通的记者、编辑做起,一路干到上海电台文艺台台长,非常了解广播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1988年,文艺台率先实行节目和资金自筹承包,不要国家行政拨款,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的方案脱颖而出,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当时上级对改革思路的预想。最终,我答辩胜出,当选新电台的首任台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听说取“东方广播电台”这个名字时,还有一段故事?
 

陈圣来:当时有市领导提出建议,新电台是否叫“东上海电台”。我们心里却有自己的“小九九”:既然我们和上海电台同级并行、相互竞争,若叫“东上海电台”是不是格局小了些?那是不是还会有“南上海电台”“北上海电台”?索性我们就叫“东方”!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上海在中国的东方,浦东在上海的东方,我们立足上海又不仅仅局限于上海。
 

不过,我们也担心,名字起这么大,领导不一定会批准。幸运的是,上海的领导都非常支持,就这样,我们的台名就正式确立了。

 


总会踏出一条路去走




“让世人瞩目东方!”这是筹办东方广播电台之初,陈圣来提出的建台口号。
 

他说,东方孕育着光明和生命,也孕育着希望和未来。人们等待日出时都注视着东方,太阳从地平线一跃而出的刹那,所有人的兴奋值便会到达顶点。东方电台就应该像一轮喷薄而出的旭日,令世人瞩目。
 

日出东方,新生命的诞生更激励着开创者们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创立之初,东广在编员工只有44人,所有东广人身上都攒着一股劲儿,奋勇向前,不知疲倦。四十本应不惑,但陈圣来说:“当时40岁的我却真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正是从那时起,《792为你解忧》《东方大哥大》《天天点播》《相伴到黎明》……一档档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乘着电波走进了千家万户;张培、方舟、蔚兰、晓林、渠成、王玮、梦晓、淳子、叶沙……一位位明星主持从这里走出,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声音记忆。
 


反映东方电台员工艰苦创业的纪实性作品集《东方旋风》发行时,市民踊跃购买、争相请主持人签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世纪80年代,面对电视等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挑战,以珠江广播电台的诞生为起点,中国广播改革的大幕拉开。而东方电台的成立和崛起则被誉为“中国广播改革的第二座里程碑”。“东广模式”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陈圣来:事实上,东方电台成长起来后,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影响和社会扩散效应甚至超过了电视。因为它完全颠覆了过去办广播的做法,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传统的广播非常沉闷。记者写好稿件后交由领导审核,再给播音组配音,节目就变成了一盘盘冰冷的胶带,由播出组负责播出。效率没有了,感情没有了,主持人与听众的交流沟通更是无从谈起。
 

当时我们讲,报纸是昨天的新闻,电视是今天的新闻(当时电视直播还未普及),广播是现在的新闻。于是我大胆提出,要做一个24小时直播的全新的电台,信息性、服务性、参与性是东方电台的立台三支柱。首先,由传统的录播模式改为全天24小时直播,将原来每分钟160字的播出速度提高到每分钟200字,增加新闻的信息量;以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按照新闻的重要性来编排播出次序和体量。
 

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过去播音员“我播你听”的老旧模式,建立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工作机制。我跟台里的主持人讲,要把广播变成一个“空中客厅”,在你主持的时候,你就是这个客厅的主人,要把那些看不见的听众聚拢在你周围。他是名人,你无须仰视他;他是平头老百姓,你也不要俯视他。你们眼睛望着眼睛,在同一水平面上、在同一个客厅里平等对话。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出现了哪些富有开创意义的节目模式?
 

陈圣来:我们当时做了一档节目叫 《792为你解忧》,792是我们的中波频率,后来还设立了 “792为你解忧基金”。当时我们在《新民晚报》头版刊登了一条广告,每天为听众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帮下岗工人找到了新工作,还为助动车被偷的老人买了一辆新车,解决了一栋楼的煤气问题,为特殊家庭安装电话……这些问题解决后又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和当时市委提出的“送温暖”相互配合,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们还开设了一档名叫《东方大哥大》的节目,后来更名为《东方传呼》。每天在新闻里插播一段听众来电,立刻派出记者采访,一两个小时之内就有了反馈,在节目中把采访情况实时播出。
 

当时这些节目在老百姓中声望很高,市民们都说:“有困难,找东广!”像这样创新的节目形式,我们探索了很多。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些改革创新的尝试能够得到实施和支持,是否也与当时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思想氛围密不可分?
 

陈圣来:对。当时整个社会都处在这样一个支持改革、鼓励探索新路的空气中。
 

当时我们直播需要吸收大量非专业主持人,大学教授、律师、心理医生……他们都不是播音科班出身,普通话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人就提出,非在编的社会人员进出电台会给直播造成风险。反复权衡后,上级领导还是支持了我们的做法。尽管每前进一步都会荆棘丛生,但总会踏出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去走。

 


高举“经典”“创新”两面旗




上海刮起了“东方旋风”

偌大的上海滩,便携式收音机一度脱销;电台每天会收到4000多封听众来信,信件用一个个麻袋装进来;陈圣来累得住院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病友知道陈圣来要做手术,特地送花到他的病房,祝他手术顺利;一位老听众写信给他,说希望将来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是枕着东方电台的广播声走的……来自观众的喜爱、认可、支持、信任都令陈圣来感动不已。



东方电台成功了,可陈圣来的人生挑战远不止于此。2000年,就在陈圣来和东方电台一起迈入新世纪的大门之时,他接到调令,去筹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一干就是12年。
在陈圣来的掌舵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从名不见经传开始,一路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艺术节。
 


陈圣来当选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与欧洲艺术节联盟主席、亚欧基金会主席在台上合影。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对您来说,组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筹办艺术节,又是一次“白手起家”。当时面临哪些挑战?
 

陈圣来:中心揭牌的时候,当时文化部的领导对我说:“圣来,希望你用10年把上海国际艺术节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艺术节。”听了这话,我压力很大,也很兴奋。
 

困难就在眼前。最主要的就是当时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自负盈亏、自我完善的“造血机制”,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节目从哪儿来。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日本NHK交响乐团的团长把他的年程表翻开放在我面前说:你自己看吧,我们今年、明年的行程都排满了,上海要轮到后年了。我们是为当年的艺术节筹备节目,可国外的艺术团体有很强的规划性,这让我们措手不及。
 

于是,在经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带了两个人去英国,参加世界演艺经理人大会,去结交朋友,去融入人家的圈子。我记得当时会场里就只有我们三张亚洲面孔,我们去宣传我们的艺术节,说服国外的艺术团体登陆我们的平台。一开始,这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可当我离开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时,局面已经完全反过来了。因为太多国外的艺术团体想来,我们还要对它们进行筛选,这就是十多年的改变。
 


陈圣来邀请世界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国际艺术节是怎么实现这样的“逆袭”的?
 

陈圣来:当时我提出来,要高举“两面旗帜”,一面是经典一流,一面是探索创新。
 

上海要打造成一座一流的城市,那就需要经典一流的文化来滋养。可是,即使“文革”已经远去,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断层和空白仍然难以弥合,许多世界一流的经典名著名剧名曲上海人还不知道。所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就是要让大家足不出“沪”就能够欣赏到世界一流的艺术。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和那些世界大都市“接轨”。
 

但另一方面,一个艺术节不能只有经典一流,这会显得陈旧保守。所以我们一定要追踪时代的潮流、站在世界艺术的前沿。只有探索创新,才是赖以生存的生命源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世界上知名的艺术节大多每年举办一次,年复一年,很容易陷入瓶颈。如何避免陷入这种瓶颈?
 

陈圣来:刚开始时我们每届艺术节都想方设法搞些奇招、绝招、妙招,总想弄出一点“声响”来。比如有一年在八万人体育场演出景观歌剧 《阿依达》,我们在4000平方米的舞台上搭了30多米高的狮身人面像,光演员就有2000多人,现场演出时45000个座位座无虚席,堪称上海歌剧大普及;有一年,我们在世纪公园镜天湖上演出梦幻激光水幕电影;2004年,我们请来了从未光临过上海的柏林爱乐乐团……到后来,我们就开始追求节目的首次发布。一些最创新最前沿的节目把世界首演或亚洲首演给了上海国际艺术节,久而久之,我们的品牌就树立起来了。
 


在上海体育场演出的景观歌剧《阿依达》。
 

另外,我一直认为,艺术节不应该只是成功艺术的展示,也应该是新兴艺术的试验场和培育基地。现在许多演艺公司为了保险,情愿做二流三流的《天鹅湖》《卡门》,也不接受新的剧目。但是艺术节不是文化商人,举办艺术节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好的艺术能够萌芽生长,这就需要容错机制。艺术节要有敢于尝试、允许失败的氛围,因为没有失败,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

 


文化不姓“大”而姓“特”




在陈圣来的人生经历中,开过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会。然而,不久前在上海社科院召开的这场“大型特色活动与特色文化城市研究——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成果发布会暨研讨会”,对他来说却意义非凡

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参加这项历时5年终于完成的学术研究的发布研讨。作为课题的首席专家,陈圣来主持了整场会议。结束时,如同完成使命的战士一般,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起身,谦和地送别来宾。

不甘平庸,这是陈圣来对自己多年来工作风格的总结。所谓平庸,在他看来有两重含义——重复别人和重复自己。
他喜欢“跳一跳摘苹果”,“目标定得高一点,才会逼着自己去努力”。

年近花甲,陈圣来再次转身,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他依旧不改务实作风,在任4年,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落户上海,组织出版《文学蓝皮书》,开办《上海文化》杂志文化学术版,举办文化外交官培训班,实现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零的突破……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行进脚步,他将实践中积累的所思所感打磨总结,对当下城市文化建设提出新的思考。
 


陈圣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讲。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日前,“大型特色活动与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顺利结项,相关成果也得到了诸多关注和肯定。开始这项研究的契机是什么?
 

陈圣来:我是干实务出身的,做学术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不会“客里空”。所以我到社科院后就一直强调做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从书斋到书斋。
 

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所过之处,往往摧枯拉朽,淹没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千城一面”的同质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加紧文化建设。由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一些地方急功近利地建设文化大省大市,却忽略了文化不姓“大”而姓“特”。各种文创园区、产业基地、文化设施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加剧了城市文化建设的同质化。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了这项研究。


陈圣来邀请纽约林肯中心总裁做学术报告。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您看来,什么才是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合理路径?
 

陈圣来:一座城市只有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才有可能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大型特色活动是城市文化的救赎,两者的内在机制,就像水与容器的关系一样。大型特色文化活动是城市文化特色集中展示的时间与空间,而城市固有的文化特色则是大型文化活动依托的载体。
 

大型特色的文化活动在空间和时间的外延上,极大地提升了特色文化城市的影响力。以乌镇为例,这个江南小镇因为乌镇戏剧节的举办,辐射面和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些省会城市。紧接着,乌镇又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其他江南小镇更加难以望其项背,甚至有人说乌镇是“中国的达沃斯”。这就是大型特色文化活动对特色文化城镇影响的鲜活案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4+1”的上海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您怎么看目前上海的文化建设?
 

陈圣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文化广场、国际舞蹈中心……一系列文化建筑拔地而起,可以说上海的文化设施与全世界任何一座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名列前茅。可是反过来就形成了一个落差:硬件越“硬”的同时,我们的软件是不是更显得“软”了呢?
 

上海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定位和强势支撑。过去中国电影、流行乐、交响乐、芭蕾舞甚至不少地方剧种都是在上海发源或在上海发祥,然而现在却逐渐式微了。好在,现在上海还是硕果仅存的全国文化贸易顺差城市,是中国大陆率先引进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城市,上海的游戏产业、工业设计、网络文学、民间博览……都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我们要把这些优势整合起来,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创造性而又规范有序地实施这些文化战略目标。

 

【人物小传 · 陈圣来】

生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会长。1992年创办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并担任台长、总编辑。2000年组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并担任总裁,成功策划运作了1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2010年当选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次年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栏目主编:龚丹韵 题图来源:东方IC(资料照片) 图片编辑:项建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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