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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为什么还要强调40年前的这条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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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力之 2018-08-16 06:41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形成“赶上时代”的认识之本质就是:真实地认识到世界的状态及其与自己的关系,从而赶上时代的潮流。

2018年春,习近平同志在海南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这一论断告诉人们,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改革没有完成时,当下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而且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此,40年前的基本经验依然有效,这就是“解放思想”。 

 

连常识都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倾错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占据政治正确性的位置,国人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历史性地复出,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理论上不过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已,却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对当时思想僵化的现象,邓小平两次感叹:“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是震撼性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当时的背景下,思想解放的首要之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摆脱一切陈旧教条的桎梏,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而不是教条理解。左倾错误之所以称为“左”,乃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而犯的错误。当时存在的所谓“两个凡是”(凡是领袖说过的必须坚持、必须照办)就典型地反映出陈旧教条对人们的思想束缚,阻挡中国走改革新路的可能性。这样,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自我改善的改革面临一种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了;但如果固守着一度被错误解读并被教条化的内涵便不可能改革。思想不解放,困境便走不出来。

 

教条主义者不是主张“凡是”吗?邓小平机智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去批评之,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

 

如何解放思想?邓小平以身作则,他以自己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提出一个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多年来没有搞清楚,必须重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尚未形成,邓小平在与地方同志谈话时,一反“阶级斗争为纲”之思维定势,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思性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样就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点,科学地支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随后,为了更有效、更快速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重要选择,引导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何为历史前进的逻辑,何为时代发展的潮流

 

以“解放思想”这一基本经验为核心,习近平在海南讲话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对中国必须“赶上时代”的判断,指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他还将此提炼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所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就是断然抛弃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的思路,认清“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之客观内涵——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为评价标准的世界性共识。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一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此后的中西方冲突中连连失败,从堂堂“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到底怎么啦?这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当时一个清醒的看法是,中国遇上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西方冲突中,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装备,而中国还在坚持“枪箭并重,不可偏废”的观念,其结果必然如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与西方工业国家相较,中国落后了,这就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人终而认识到,必须以世界眼光去看待自己与世界之关系,弄清楚何为历史前进的逻辑,何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引进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中国摆脱东亚病夫状态,终于站起来。

 

“赶上时代”并不意味着有了自我满足的资本

 

解放思想才能放眼世界,从而认清我们的处境和位置。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忽视经济建设,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中国的发展一再错失机遇,与发达国家、甚至“亚洲四小龙”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一些国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自大,如同井底之蛙。邓小平看到了问题之所在,他指出,中国尽管通过革命解决了民族与国家的独立问题,中国已经站立起来,但“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说,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落后于时代,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只能进一步落后下去,由此,邓小平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战略思想。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赶上时代”,这与他认识到“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是密切相关的。1978年10月,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在参观日本的钢铁、汽车和电器工厂时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可以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形成“赶上时代”的认识之本质就是:真实地认识到世界的状态及其与自己的关系,从而赶上时代的潮流。

 

其实,即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状态也是持清醒认识的。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发展中国家人士时就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但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的好的部分。”可惜,当时少有人意识到,针对文革期间的闭目塞听,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也是对解放思想的呼唤。

 

由于解放了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便能够正确认识时代的内涵,准确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改革得以获得大突破:中国对世界开放,既走出去也请进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以发展自己;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得以突破,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富有活力的经济格局;市场经济的禁忌也得以突破,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果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办经济特区,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政策和措施,“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取得推广的经验,等等。经过改革开放的突破,中国终于实现了邓小平的“赶上时代”的愿望,成功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的中国当然早已不是鸦片战争时的状态了,中国已经发展起来,强大起来,谁也不可能再以“船坚炮利”来打垮中国。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到,西方的发展时间比我们长,占据了一些制高点,某些核心技术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中国还没有自我满足的资本。哪怕真的发达了,也不能自我满足。“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除了继续解放思想,保持向世界的开放态势,在虚心学习中勇于创新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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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网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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