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舰上，一位老人下令处决了一名失职的士兵。不久，这艘军舰就被敌方炮火击沉，只有这位老人和一个青年逃了出来。

他们坐在小艇上，青年端起手枪，恶狠狠地告诉老人：我要杀了你，因为你刚刚处决的是我哥哥！

老人手无寸铁，同时他还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与这位青年的关系，他怎样才能脱险呢？

一通演说后，老人不仅化险为夷，而且化敌为友，不仅令青年的敌意化为乌有，且让其痛悔不已，深感其兄确实死有余辜，发誓听凭老人驱遣，来为自己和兄长赎罪。而直到此时，老者还是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提及自己其实就是青年以前没有见过的领主。

这是雨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中的精彩情节，这章的标题为：《语言就是力量》。

老人只说了几分钟的话（两页纸），内容是老生常谈吗？肯定不是。他高超地将排比、反问、比喻、顶真、对比等修辞手法运用到自己的话语里，征服了听众。

这不仅是语言的力量，更是修辞的力量。

有一位外国学者说，当他询问中国人对《三国演义》里的哪些话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多数人的回答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至于原因，中国人都说第一句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历史规律，第二句显示了曹操的狠毒，所以忘不了。

但这位外国学者认为原因远不止此，令人难忘的真正原因是这两句话有很高的修辞技巧。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顶真，更是回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也是回环。这样的句式令人看一遍甚至听一遍就记得住，就像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那句名言：“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那位外国学者得出结论，“怎么说”与“说什么”同等重要。

也有学者提出，如果仅仅就对促进人们充分理解自由的重要性并为之行动而言，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也许并不比裴多菲的名章“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普通人具有更大的作用。其实，除了对于自由本质的理解而外，还是有修辞的因素在里面，哈耶克如果能像裴多菲、至少也像凯恩斯那样流畅甚至文采飞扬地写作，休谟如果能像卢梭那样优雅而又不失激情地阐释，他们思想的影响还会大得多。

好的修辞必定是令人印象深刻且流传快速久远的。这在广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近一些年，各地都在大兴旅游业，都发布了自己的旅游宣传语，其中有很多令人过目不忘，譬如湖南省汝城县的，“玉汝于城”；江苏省常熟市的，“常来常熟”；四川省宜宾市的，“宜人宜宾”；山西省的“晋善晋美”等等，不仅将地名或其简称嵌入了宣传语，而且一语双关。培根说：“任何极致之美，在其结构比例上必有一些奇异之处。”“常来常熟”“宜人宜宾”“晋善晋美”从结构来说是叠词，从而使之兼有了形式美和音韵美。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宣传语“温暖全世界”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并没有违反广告法），同时能令人马上联想到那里的特产“羊绒”，这一宣传语极大提高了鄂尔多斯及其羊绒制品的知名度。这都是将修辞学运用到经济生活的例子。

孔子也是修辞学大师，他不仅在河边上说出了充满诗意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且在别人问政时还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巧妙利用了“政”的谐音，说了一番大道理，到现在还是行政管理领域的高频引语。

凯撒一次在凯旋仪式上只打出了简单的横幅，上面写着：“我至，我见，我胜！”这相比以前在横幅上展示他指挥的历次战斗要简洁得多，也更能显示他的用兵如神与速战速决，立马被人传颂。这是不是令人想起我国古代齐侯的话：“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会不会令人想起关羽与华雄交战前说：“酒且斟下，某去便来”，转眼间就“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的情景呢？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话、作文、宣传，哪里离得了修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