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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残疾老人顶40度高温背着书包,单程5小时,到底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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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殷梦昊 2018-08-15 12:51
摘要:这是一个弱者帮助弱者的故事,也是一则关于爱心接力的暖闻。

重庆市南岸区罗家坝烟雨路上的多多面店早上6点半开张,颜老板常常可以看见一位背着大书包的驼背老人从门前晃过。每见此景,她就知道:楼上的邓家老汉今天又要去“上学”了。    

  

80岁的邓林明住10楼。这栋楼共11层,没有电梯,也没有照明,墙面印满积累多年的小广告,走廊里晒着衣服,堆着锅碗瓢盆、衣柜桌子,稍不注意还会踩上狗屎。邓林明的脊柱和胸部严重畸形,背部高高隆起。年轻时他身高有1.65米,现在缩到只剩1.35米。10年前他的背就直不起来了,一直没钱医治。5年前他才去了医院,被鉴定为4级残疾。同样是4级的还有冠心病。      

邓林明住在没有电梯的十楼,下楼需要15分钟。

2016年,邓林明的老伴过世。长子邓会敏把父亲从老家新泉村接到重庆主城区同住。53岁的邓会敏现在还在当搬运工,收入很有限。房子是租来的,一个月200元,一家三口住了10年。两间房加卫生间,总共不足20平方米,厕所被兼用作厨房,蹲坑旁便是灶台。      

 

早在4年前,邓林明在老家发现一对智力、肢体残疾的小兄妹无法上学,便坚持上门送教。直到今天,他依旧每月回去两趟上课,每趟单程就需五六个小时。 

 

这是一个弱者帮助弱者的故事,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直到上个月底,重庆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有记者跟拍邓林明的送教路,照片被大量转载。无数人被那个烈日下背着书包、拄三角凳的佝偻背影深深打动。8月初,记者赴重庆找到邓林明,也跟随他走了一程“送教路”,发现这次的“助人为乐”,不同寻常。    

邓林明走向罗家坝公交站。


“远征”    

 

邓林明每月收入205元——医疗补助每月100元,老年补助105元。而罗家坝和新泉村位于重庆的一南一北,地图显示直线距离约70公里,开车走的最近路线需要1小时40分钟。即使有好心的司机愿意做这笔生意,打表计费也在200元以上。这么走一趟,邓林明一个月的收入就没了。  

     

好在65岁以上的老人在当地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邓林明反复研究,得出一条“最佳”路线:从南岸区罗家坝站上车,坐872到市中医院,转609到渝北区碧津公园,转622到桃源大道,搭郊区公交到兴隆镇。到此为止,老人都不用花一分钱。接下来,从兴隆镇坐到茨竹镇的小巴需4元,从茨竹到新泉村的乡村巴士需3元。       

 

7元。没有比这么走更省钱的了,代价是近3倍于打车的时间。邓林明很满意,因为“把每一分钱都花到了点子上”。  

     

与记者约定同行的早晨,老人特意换了一套印满“福”字的睡衣。衣服是女儿买给他喝喜酒的。鞋子则是儿子的旧鞋。每次有记者采访,他都穿这身行头。“我是个最不讲究的人。”邓林明笑起来会露出满口假牙,像个孩子。  

     

当天重庆最高气温35摄氏度。如果超过40摄氏度,他会在出发前一晚用菜刀拍几颗苦藠用凉水吞服。那是一种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草本植物,助于防暑降温。三角凳上扎了一个布袋,里面有清凉油、十滴水和盐糖水。心脏药也必须带上,不舒服时摸出几颗。      

 

10楼,每层台阶17级,共153级台阶。远征第一步就不轻松。为了防止重心不稳滚下楼梯,邓林明左手抓紧栏杆,右手拄稳三角凳,走一步歇一步。走着走着书包带滑到手腕,他伸到背后托一托,里面装了课本和孩子的作业。见记者要扶,他摆摆手。15分钟过去,一楼到了。  

    

一般来说,邓林明不吃早饭,6点半就出发了。采访当天比平常晚了3小时,太阳热辣辣升起,蝉鸣如雷声。他不打伞也不戴帽,任凭太阳晒着,像只蜗牛驼着重重的壳,走到车站只几百米,也得15分钟。上车后,邓林明摸索到后排坐下,见其他乘客还热心张罗:“这里还有座位!”大娘夸他高寿,他打趣:“80算年轻的,还有90岁的老大哥呢。”    

  

山城的路高高低低,车子走走停停,让人头晕。车里打着空调,依旧如火烤。“莫问题,我心情好,比吃啥子药都管用。”邓林明顺便传授“降温”诀窍,“想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心静自然凉。”过长江大桥时,江面水雾蒸腾,他摇头晃脑地念:“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说,毛泽东的诗词是他的最爱。 

      

4趟公交后,兴隆镇到了。时间已过下午1点。邓林明在路边吃了小面,继续赶路。其实渝北有直达茨竹的客车,但要9元。如果先坐到中间的兴隆再换,邓林明就可以省下5元,“给娃儿买几个粑粑”。每次上学生家,他从不空手——几包芝麻糊,几包饼干或几颗梨膏糖。他说:“只要我有,娃儿就有。”再次上车前,他一家一家地问,到第四家才找到他要的红糖糍粑,10元。       

 

在茨竹镇车站下车,离新泉村只剩最后5公里。每逢带1、4、7的日子,比如21日,茨竹镇才有赶场,可以坐到乡村巴士。邓林明一般在赶场日下乡,下一个赶场日回城。日子不凑巧时,他就在路上拦一辆拉客的摩托车,或是打电话喊亲戚载自己回村,15元。他坚持“亲戚归亲戚,钱归钱”,但次数多了,大家都知道邓老师去送教,便不肯收钱。   

 

邓林明系上黄色安全帽,颤颤巍巍爬上后座,把三角凳和布袋子抱在腿上。司机麻利地用编织绳把他捆上几道,再和自己的腰绑在一起。这段路坐车需15分钟,但摩托得开半小时,因为山路陡,司机不敢开快。   

热心的摩托司机把自己和老人绑在一起,把他带回新泉村。     

已是下午两点多,头顶的太阳恨不得把人晒化。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绕啊绕,每遇颠簸,老人的身子就腾得跃起,看得人揪心。突然,邓林明兴奋地腾出一只手指向山坳:“快看,那个就是吴家的房子。”    

 


教育   

 

吴家是一个三人残疾的四口之家。母亲罗世菊今年38岁,智力和肢体都有残疾,说不出话,也站不起来,平时只能跨坐在长条凳上用手拖凳子划着“走”。儿子吴文建今年16岁,女儿吴丹丹14岁,都遗传了母亲的病。  

     

家中唯一的健全者是父亲吴长生。这个黒瘦又沉默的农民快40岁才娶了邻村的罗世菊,他今年已56岁。2002年,儿子的降生让他欢喜了好一阵,但没过多久他发现儿子的腿有些畸形,教他说话,“他只会呜哇乱叫”。看了医生,吴文建被打上“二级残疾”的标签。       

 

父亲以为是奶水的问题,把希望寄托于第二个孩子。喂养吴丹丹的过程中,他特意把母乳换成奶粉,悲剧却未能避免。家里的残疾人从1个变成3个,吴长生觉得天塌了。他要务农养家,还要照顾妻子,孩子只能被送到外婆家。   

   

邓林明和吴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在2014年正巧碰见两个娃娃被外婆背回新泉村。“他们残疾,我也残疾。”邓林明开始留意这家人。有次,他去村里卫生站给老伴配药,听医生说起经常看到哥哥带着妹妹坐轮椅到学校听墙根,“教室在一楼,但地势高得很,他们上不去,估计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听到句把句……”      

 

他专门去了一趟吴家,问兄妹俩想不想读书。孩子呜哇呜哇说了半天,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便递过纸笔说,“想就画勾,不想就画叉”。“让你们上学,要不要得?”兄妹俩立刻在纸上画下大大的勾。 “去割猪草、喂鸭子,要不要得?”画的是叉。       

 

很长一段时间里,邓林明都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在上世纪中叶,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他经过层层筛选念完小学和初中,考入江北第一中学。像他一样的,全公社只4人。但饥荒导致学校停课,他没能读完高中。回到大队后,他先当了统计员,半年后被同仁小学(现重庆市渝北区华蓥山小学)看中。1963年,他成为代课老师,教了3年书。知青返城后,学校又缺老师,大队书记再次找上他。一教又是7年。他主教数学,也教语文和政治。因为教得好,他后来改教初中。1986年,他进城打工了。     

 

镇上不少人都是他的学生,包括华蓥山小学的老师们。他开始张罗残疾兄妹上学的事。学校同意接收,但考虑到两个残疾儿童生活不能自理,也无法跟同学正常交流,要求家长陪读。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吴长生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表示无能为力。邓林明请缨陪读,被校领导劝住:“你年纪也大了,身体又不好。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出了事,谁负得起责任?”

       

邓林明不肯放弃,他对吴长生说:“我教过书,只要你信得过,不嫌我年老,我上门教,不收你一分钱。”两户人家中间有条弯曲的小路,因为坑洼不平、坡度大,两家人原本不走,但送教之后,除了雨天,邓林明几乎天天要走这条“弯路”。短短一公里,他要拄拐走40分钟。      

 

“万一半路摔倒可怎么办?”老伴天天在耳边念叨。其实,从2013年起,邓林明几乎每年都因心脏问题住院。他生怕儿女们反对,一直隐瞒,却免不了老伴“告状”。但他乐呵呵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我是老了,但我能做、我愿意做的,你们都应该支持。这是我的乐趣。”儿女们犟不过,只能依他。   

    

乡亲们看在眼里,谈不上支持,也说不上反对。只有个别心直口快的会当面泼冷水:“那种人已经没得用了,你再怎么培养都跟喂猪没两样。”邓林明听了又急又气:“接受义务教育是我们国家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这是宪法规定的!”       

 

实际上,就连吴长生最初也有些犹豫。邓林明头回上门就一眼看出他的顾虑:“他怕我死在他屋里,我的后人要他负责。”老人当时干脆把话说开:“不要担心安全问题。如果我觉得不好了,我坐车子走。你帮我打120,你不打我会自己打。不相信的话,我写个条子盖个章。”吴长生没话说了。    

 


做人    

 

从那以后,邓林明每天吃过早饭就去吴家上课,上午讲2小时,下午讲4小时。       

 

为了节约时间,他常常中午不回家。但吴家的饭菜常常煮不熟,他不敢多吃,就带2包芝麻糊打发。最近,他会去附近的地里掐些南瓜尖。村民大都慷慨,偶有人介意时,邓林明解释:“你放心,我种过南瓜,有套技术。掐完反而会多结南瓜、结大南瓜。”他说自己厨艺很一般,“只能保证把菜弄熟”。每次他做菜,吴家人都吃得格外香。  

    

第一节课,与其说上课,不如说是做游戏。邓林明抓了一把苞谷放在凳子上,数3颗,写一个3;再数3颗,写一个6。他和兄妹俩约定,听不懂就摆摆手,累了就把手侧放在脸上做睡觉状。三人渐渐有了默契。

       

上课需要书本和教学用具,吴家买不起,邓林明便自己想办法。没有粉笔,他就去学校的垃圾堆里找粉笔头;没有黑板,他就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写。所有书都是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原价二三十元的旧课本一斤只要五毛钱,他觉得很划算。后来,他把情况向村委会汇报,向镇残联申请学习用品,很快,书本、黑板、粉笔等学习用品被送来。   

    

识字课先从拼音教起,孩子接受能力有限,每个字母都得教几个星期。为了便于理解,邓林明拿各种东西比划,教“b”就捡块玻璃,教“i”便扯扯衣角。“听不懂就再说一遍,还是不懂就多说几遍。” 邓林明记得,教超过10的加减法花了一个月,等26个字母全部教完,已经一年过去。   

    

罗世菊偶尔会凑过来旁听,但有时嫌上课吵,故意把电视机开得震天响。吴家的电视只有两个台,人影模糊,她可以看一整天。遇到罗世菊心情不佳,邓林明只能“转移阵地”,让孩子们坐轮椅走40分钟,自己走40分钟,到公路边的卢道春家碰头。       

 

他从不批评孩子。看娃娃字写得好,他不仅口头表扬,还会奖励1元钱,隔段时间还会发放20元的“大奖”。孩子免不了犯错误,邓林明都是从侧面提醒。有次,他发现吴文建拿了别人的东西回家,很认真地说:“我听说有的小儿看人家来鱼塘钓鱼,就去车子后备箱里拿人家矿泉水,那种行为要不得,你绝对不能做那种事。”刚会写字的时候,吴文建觉得名字里的“建”太难写,就写“见”字代替。邓林明不准他偷懒:“这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走,遇到困难不能逃避。”在邓林明看来,教文化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做人的道理。  

    

他常把市残联的旧杂志背回茨竹,在书本上标注重点。孩子不识的字,他先用拼音标好,然后一字一句读给娃娃听:“现在全国有8500多万的残疾人,比我们困难的还有很多很多。国家非常关心我们,但我们不能光是享受福利待遇,要晓得感恩社会……”    

  

他的书包里还塞了大大小小的纸片,都是些废旧的病例、药盒、宣传单,空白处写了许多话,他教孩子们抄写——“人要知足,知足常乐。”“先做人,后做事,专心做事,做好事。”“读书才能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才能改变贫困面貌。”   

    

邓林明的努力没有白费。吴文建起初只会写123,连“爸爸”“妈妈”也不会说,现在已经能算两位数的加减法和乘法,认得500多个汉字,还能背八九首唐诗。吴丹丹进步稍慢些,哥哥正在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妹妹。   

    

记者请吴文建背一首自己最喜欢的唐诗,男孩憋了半天。当着陌生人的面,他非常紧张,咿咿呀呀,声音很小。门前的鸭子嘎嘎地叫,让人分不清。邓林明鼓励他“声音大一点”,一边嘱咐记者“你得仔细听”。男孩梗起脖子,用力地吐每个字。在场的人都听出来了,是杜牧的《清明》。    

 


接力    

 

每次回老家送教,邓林明有时住亲戚家,有时跟吴文建在小床上挤一晚。他每月会拿100元给吴长生作为住宿费。      

 

邓林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再也走不动。今年初,他向镇领导提议:因吴家兄妹特殊之特殊,可否由社区组织一个志愿服务队伍上门工作?

 

很快,老人的心愿得到回应。从上学期开始,华蓥山小学组织了由40名年轻教师组成的送教队伍,每周为吴家兄妹送教一次,假期两周来一次,每次上课1小时,每次至少2名老师。课程包括语文、数学和音乐。副校长潘明进说,经过学校的考察发现,吴文建现已达到三年级水平。两个孩子在学校都有学籍,将来如果通过六年级水平测验,学校将为他们发放小学毕业证书。   

   

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民政办主任张雪梅是新泉村的驻村干部。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周二都来扶贫,时不时去吴家看望。前不久,妇联给吴丹丹买了几件新衣服。“谁家只要有旧衣服,也都往这里送。”她说。  

     

现在,吴家每月低保和补贴加起来有2000多元。住房享受残疾人大额危房改造政策,院子还安装了不锈钢护栏,方便孩子们康复锻炼。残联为他们配备了轮椅和拐杖。学校送来很多书本,还给孩子配了点读机。医疗方面,全家人都享受区民政局出资购买的惠民济困保险:任何一人看门诊只需要付18%,住院只需要8%。       

 

谈到兄妹俩的未来发展,张雪梅表示民政办已有打算:“小学毕业之后,他们如果想继续念书,我们可以帮忙联系特殊学校;如果想参加工作,目前茨竹镇也有从事残疾人技术培训的工作人员。” 

      

邓林明总算放心了些,但他仍不打算休息。“我不担心老师没有水平,就是怕他们不了解两个娃儿的具体情况,教的东西没有针对性,每个人教都不连贯……”   

 

孩子也舍不得他。邓老师搬进城之后,吴文建经常打电话问老师啥时候来。邓老师来的那天,兄妹俩早早坐轮椅到马路边等待;邓老师一下车,吴文建上前帮老师背书包。有时心情不好,他只给邓林明打电话,说些只有邓老师听得懂的话。     

 

大部分时候兄妹俩都很安静,喜欢耷拉着眼皮微笑,见到邓老师,会笑得更甜。记者问他们“想不想邓老师”,孩子们害羞地点点头。他们终究不擅长用言语表达感情。有一次,吴文建歪歪扭扭地在本上写了几个字:“邓老师。你。好。”那一刻,邓林明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栏目主编:林环 文字编辑:林环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
本文图片均由殷梦昊 摄
题图为邓林明正为孩子们上识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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