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专稿 倾听篇
思想者的思想

　  重温思想的热度
    这个年代，有欲望沸腾，也有闲情泛滥。去年4月4日，"思想者"专版破壳而出，在每一个周末和读者相约，让那一缕缕思想的清泉，把我们带入那浮躁散去后的澄明之境。不经意间，"思想者"已经走过40期了。
　　这里，我们撷取了往期部分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重回智慧的现场，重温思想的热度。在新的一年，之所以以一种回顾的姿态重新上路，是因为我们深知，思想不是"快餐"，也不是"一次性用品"。
　　重温充满智性的愉悦。思想者运思如游刃有余的快刀，判断似直指靶心的长箭，再一次聆听，依旧让人击节叫好。
　　重温有分享的感动。有这样一位读者，素未谋面，也不知其名。我在网上邂逅他的Blog（网络日志），被深深打动。长长的页面中，多处有他读报的笔记。因为分享，思想者的声音可能不合于时，但不会沉默；因为分享，阅读者也许寂寞，但不孤独。
　　进而，重温更是一种致敬。我们用这种方式感谢读者，感谢作者，期待继续相约"思想者"。
　　                   编者

   国事论衡
　　邓伟志（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近年来，中国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想，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如果再问：近几年来，中国最大的不足是什么？我想我们的回答不会完全一样，但我肯定会有一部人回答，是社会发展的滞后。

　　王大奔（华东师范大学人口副教授）和谐才能长久繁荣，劳动者享有尊严才能实现和谐。“民工荒”，除了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外，与一些地区、企业长期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有密切的关系。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善待劳工。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对于新移民，城市政府存在着一个支付市民权的问题，内容包括居住权、受教育权、平等就业权等等。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对于外来新移民普遍存在市民权不支付或支付不到位的问题。如何逐步开放市民权，是现阶段城市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大课题。

　　曼威·卡斯特（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中国正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但不是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区，中国的一部分人和地区进入了这个全球体系，而另外一些地区和另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外。这种吸纳与排斥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社会性的，而且还是文化的。对此，需要特别警觉。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经济问题就是这样复杂，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只有一种声音。其实，我们每一次经济的“大起”，都引起经济学家的争论与广泛的讨论。经济学家之间的热烈讨论应该比只有一种声音对政府的决策过程更重要。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国企改革，我们过去已经在不动产权而加强管理、转换机制、外部监督、剥离和核销不良资产、选择和派入好干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时间费了不少，支付成本也非常巨大，但是成效甚微。因此，国企调整布局、明晰产权，只能加快，不能停止，更不能走回头路。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我们现在某些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选择了一种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公司内部人收购股权的做法（MBO）。其不公平，在于把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交给少数当事人来处置，没有公开市场的竞争。其无效率，在于没有市场竞争的产权转让或交易势必会因为透明度太低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国有资产的定价过低。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当前中国经济波动的背后，各类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我们要尽量使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GDP的增长与本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保持一致，区域间的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与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的增长与出口的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人和流出以及它们的收益保持一致。

　　石良平（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规则胜于相机抉择。对于如何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不少专家认为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从原则上说并没有错。但是，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信的宏观调控规则。

　　刘君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在中国“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公共权力”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行政区等级越高，权力越多，发展经济的动力就越强。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行政区应回归到它的主体功能———政治和地方管理。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推进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设，对于确立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极为重要。

　　叶叔华（上海天文台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无论是“神州”，还是探月、探测火星，这都是综合国力的表现。虽然看起来很费钱，但是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些工作，不算太费钱。问题在于如果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哪怕中央给1000亿元也飞不到火星上去。必须要许多技术积累，许多科学力量培植起来，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李琪（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领导在管理上的高层次、高等级的优势，即不能否认，也不可夸大。但是，一个新时期的领导者仅仅依靠层次优势来实施领导活动是一种片面和无能的表现。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发挥好领导势的另外一个层面———人格优势的作用。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城市的规模越庞大，功能越复杂，潜在的危机也就越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环境、商品供应等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威胁到城市公共安全。制约城市发展的最短边，可能不是资源总量，不是经济实力，而是城市防御危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作为一个城市，上海的历史不过七百多年；作为国际性大都市，上海的历史更短。单就历史的短长而言，上海当然没有自炫的资本。但在上海不算悠久的城市历史中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城市传统与城市个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开放传统了。封闭不是上海的性格。

    学术新知
　　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全球化能在东亚成功，却在拉美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失败了？简而言之，他们的一些经济条款都是被强加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发达国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共识，它建立在发达国家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球化的“帝国”趋势引起了民族国家、不同种族和宗教的顽强抵抗。要消除这些抵抗，“帝国”就得借助于残酷战争和无情统治，而新的仇恨又会由此而产生。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冲突。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财产权的实际运作过程，远比诺思说的要复杂得多。不能离开历史背景把所有制问题抽象化，否则容易形成误导。诺思等人的理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切中西方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后的时弊，绝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李伟国（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任何事情往往都是物极必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畜牧区变成农耕区，由于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敦煌地区生态失衡，因此其经济上的辉煌，只能是短暂的。中唐以后一直到清末，敦煌经济的发展趋于缓慢。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满隐患的。

　　许成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般均衡理论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市场经济。所以一个经济，它越是距离那个比较完美的市场经济近，它就越简单；越是离完美的市场经济远，它就越复杂，分析起来就越困难。

　　章培恒（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50年代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脱钩，到最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根本不知道现代文学研究在做些什么。正因为这种隔膜，研究古代文学就不是从文学的历史联系来研究，而是根据某种道德的或很狭隘的观念来理解和指导文学研究。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在某些历史阶段，创作演进以平庸之作迭出为主要表现方式。如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艺术或思想均无甚高明，但它们却形成“团粒结构”似的群体，若无此铺垫，后来也不会出现《红楼梦》。小说史若因其平庸而舍弃，就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历史现象。

　　袁进（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近代的重要作家大多是报人。这些作家身上有着报人的优点：关注时代，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尖锐激烈，慷慨激昂。但当一切写作都变为社论、新闻时，报人的缺点也就显示出来，尤其是缺乏超越具体实际问题，进入人生层面的哲学思考；缺乏对艺术的深入理解和不懈追求。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基本上是维持在一种与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相匹配的审美经验上。在现代城市生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学审美经验和表达方式，只有短短的100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越来越凸现出来。

　　周宪（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教授）视觉文化的出现跟消费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或者说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有一种说法，当代社会叫做景象的社会，或者叫做景观的社会。简单说一句话，商品变成了形象，或者叫形象就是商品。我们消费商品实际上是在消费形象。

　　张英进（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方国际电影节与好莱坞似乎迥然不同，前者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既占有国际电影艺术的审判权，又与政治和商业运作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但事实并不完全如人们所想象的，因为在神话背后，西方国际电影节有自己的政治、商业和艺术标准。

   人文守望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我们每个人是渺小的，但是我们投身于一种普遍的关怀之中，比如说关怀民族的命运、关怀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关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这种关怀中做出自己一点微小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可以影响别人，那就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幸运。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在我看来，读书应该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的人生道路也有很低谷的时候，在我很痛苦的时候我把我能找到的书都读了，我发现最能解决我困惑和痛苦的当属哲学，哲学是我对生命的一个承诺。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振拔之途，读书是一个途径。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人类之所以要有大学，就是为了在社会追求眼前利益的主导潮流之外，创造另外一个精神的同时也是物质的空间，用这个对于长远利益的关照，对于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用这个空间来制衡人类追求眼前利益的巨大冲动，以此维持社会平衡，使船不至于倾斜得过于厉害而翻掉。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特别缺少提澌生命的真实力量。而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气的。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任何一首优秀的诗词，它都是我们民族情感的最凝练的表达形式。你只有把它背后的民族情感开掘出来，才能真正感受到这首诗词的意义。比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句话就概括了我们民族从英雄梦的兴起到英雄梦的破灭这样一个内在心理历程。

　　叶德磊（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忍受学术寂寞和响应时代呼唤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前者体现的是一种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后者说明的是理论品格的与时俱进。问题在于，不能浅尝辄止地整天跟着热点跑，更不能在逆时代发展的陈旧理论框架中作茧自缚。

　　姚淦铭（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学术道路要人去选择，什么样人格的学者就会选择什么样子的道路，选择怎么样走这条路，走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境界。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同样境界的关键在于人格。

　　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除了审美功能比较发达的江南诗性文化之外，其他传统对个体基本上都是充满蔑视与敌意的。所以说，江南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

　　郭树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在当代社会中，古老传统艺术生命力的延续、传承，不仅仅是静态保护的问题。只有对话与创新才能为中国音乐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果那些最原生型的音乐游移于现代文明的表层，并似乎进行着天然的接纳之时，我们要谨慎待之。

　　蒯大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个城市的特色，大都经历了数十年上百年的积累沉淀。形成不易，而毁坏却在举手之间，一旦毁坏，便覆水难收。城市失去记忆，失去历史，也就失去了自己独有的面貌，失去了灵魂。一个没有记忆、没有灵魂的城市，便与世界文化城市无缘。

　　沈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位北欧城市的市长曾经站在一座建筑的窗户前，十分自豪地告诉到访者，从这里看出去的城市风景，同一百年前的景色一样。显然，他把城市的没有变、城市原貌的保持，看成引以为豪之事，这同过分注重“旧貌换新颜”是根本不同的。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4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世界图像时代，我们可以通过图像如在场般地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的判断力和感悟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图像时代的支配。最大的忧患在于，它总是使我们如图像般的、影像般地构想世界，整个一代人对自然的感受力正在失味、下降，这样的后果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