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最浓“年味”是文化

　　“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美。浓浓的年味，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所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无知。
　　又一次，我们站在了“年”的门槛上，眺望新的四季。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过年的“年味”正在越来越淡：“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来扫房，二十五糊窗户”等沿袭千余年的年俗，已从人们的脑海中淡去，从“过年节目单”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电话短信拜年、逛街购物、外出旅游等无异于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我们感到一丝失落和困惑———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春节还会不会是中国人最期待、最隆重的节日？“年味”的逐渐淡化，是否意味着蕴涵深厚传统文化的春节即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乙酉年春节前夕，记者北上天津，就这一问题专访了近年来对年俗文化颇有研究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家冯骥才。
　　“‘年味’，并不是物质的丰盛，而应该是文化的丰盛。浓浓的年味，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所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无知。”
　　冯骥才坦承自己的忧虑。然而，更多的是重新调浓“年味”的信心与责任：
　　“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对‘年’的感情，而是‘年’的新方式与新载体。我们要设法把‘年’从生活中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使传承千载的生活的‘年’，完美地转化为未来文化的‘年’。”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而当生活和理想混合在一起，就有了年的意味。
　　记者：天津可说是中国“年味”最浓的城市。您生于天津，长于天津，对过年一定有很深的感受吧。
　　冯：传统的年味儿确实很浓。儿时我最热衷的是放鞭炮。那时我住在天津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亲遣人从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的。我怀里抱着心爱的彩色封皮的“炮打双灯”，连一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妹们都看不见了。每年大年三十，我都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眼皮打架，不堪困乏，连怎么躺下、脱鞋也都不知道了。大年初一早晨一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因为太近而显得特别大，也特别红。
　　关于过年，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那是在文革期间，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正在准备团圆饭。鸡鸭鱼肉、冷菜热菜都有了，可就在快吃饭时，忽然发现少了瓶酒。母亲说，家里还有些料酒，凑合着也行。我说，这不像样，一定得有瓶葡萄酒，立刻骑上自行车往外走。一路上，寒风瑟瑟，店铺都关门了———大伙都赶着回家过年了。我一直骑了很远，才看见马路边上一个小杂货铺的窗户亮着光。往里一看，人家已经在桌子上摆出了一道道菜，预备过年了。我敲敲玻璃，里面的大爷冲我摇摇手，见我不走，只得把门打开。一开门，一股热气夹带着肉的香味，强烈地扑面而来———这正是年的味道啊。“我家就缺瓶酒”，我才说了一句，大爷顿时就理解了：“快，拿钱来。”我赶忙说：“谢谢大爷。”那时，我的手已经冻得几乎拿不住酒瓶了，只得把酒瓶用绳子系在自行车车把上带回家。那个时刻，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满足。
　　记者：为什么非要那一瓶酒不可呢？
　　冯：人们对年有一种盛情。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因为这不仅是一时的事，而是象征着未来一年的幸福与否。因为“年”是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特殊时刻。因此，一切生活的理想都在这个时刻焕发出来。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年，实际是一种努力生活化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而当生活和理想混合在一起，就有了年的意味。
　　记者：这样说来，“年”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莫过于春节，新旧两岁更替，子午交时，即是过年。此时，冬去春来，万象更新，四季开始了新的一轮。我国是个农业国，节气即意味着收成，收成即意味着生活。过年如果火爆热闹，便象征着生活的蓬勃与生命的旺盛。因此，过年往往成为人间生活的顶峰。千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创造出了无数的过年方式，使年充满情趣、快感与魅力，鞭炮、春联、福字、年画、年糕、元宵、灯谜、祭祖、拜年、压岁钱……构成了庞大深厚的年文化。
　　记者：那么，年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冯：我用四个字来概括———驱邪降福。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兴隆、长寿、富贵……这些都是年的意蕴，它们凝聚了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有的美好祝愿。
　　如今，过年很难再营造出一年一度生活享受的高峰。年的意蕴和劲头就随之滑落下来，年意就出现了一大片空白。
　　记者：如今，经济在快速的发展中，我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渐渐地，有许多过去过年时才能吃上、穿上的，现在在平时也都能吃上、穿上。有人说，每一天的生活都像在过年。因此，到了真的过年时，也就难以像过去那样热闹了，年味逐渐淡了。
　　冯：确实如此。传统中国的年味，有一半被新衣新帽、美酒佳肴所承载着。当今的中国人，不愁吃穿，平日里就酒杯抓在手里，名牌穿在身上，到了过年就很难再营造出一年一度生活享受的高峰。年的意蕴和劲头就随之滑落下来，年意就出现了一大片空白。
　　记者：这是否就是年味淡化的一个原因？
　　冯：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传统的年味离不开民间崇拜与民间信仰。对天地、祖先和诸神表达虔敬，是过去辞旧迎新的重要内容，比如祭灶王等。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温饱问题的解决，民间崇拜也随着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很自然地退化了，在当今的春节仪式中渐渐消失，这一部分年味与年意也就失去了。
　　此外，种种人间亲情，深切地寄托在年俗中。中国人最美好的向往是人与人的亲近与和谐。此中，有对父母长辈的敬爱之情，手足牵连之情，朋友相援之情，邻里互助之情，以及对故土家园的依恋之情。大年夜的阖家团聚，正月里的互相拜年等等，无不是加强与维系这种情谊的方式。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去的全家人其乐融融张罗团圆饭，成了到饭店里吃年夜饭，更加轻松了；通讯手段便利了，往日的登门拜年，成了拨一拨电话号码，发一发短信、邮件，更加便捷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在更加轻松、方便的同时，年味儿自然也就淡了。
　　而过去象征着团圆、喜庆的年的符号，如今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公寓防盗门上无法贴上春联；现代人家居的样式，或许和传统的装饰格格不入；家家都有电视，被称为“墙上的故事”的年画自然无人再张贴了……传统的年的符号日渐寥落，年味淡化也就成了必然。
　　记者：由此看来，年味的“淡”，是社会、时代发展所导致的？
　　冯：年俗文化是基于强大的农耕文明而发生发展的。如今，农耕社会在瓦解，农耕文明在淡化，反之，都市化色彩越来越浓烈，现代文明越来越强盛，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年味便自然地淡化了。
　　节日不能等同于假日。节日是一种文化，是有纪念意义的。在节日里，主要是体验和感受它的精神意义。
　　记者：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有些人认为，过不过年也无所谓了，年就是一次七天长假，一个大周末。每到春节，商家大肆渲染，春节成了人们旅游、购物的“黄金周”。
　　冯：可能由于春节是放假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误区或者可以说是概念上的混淆———把春节等节日等同于假日。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假日是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比如公休日，是《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应该享有的休息的权利，假日是人们自由支配的日子，没有特定的文化上的意义。
　　而节日却不同。节日是一种纪念日，节日是有内涵的，是一种文化，是有纪念意义的。在节日里，主要是体验和感受它的精神意义。尤其是在民俗节日里，主要是体验一种传承久远的迷人而执着的民族精神。
　　有人说现在生活好过了，可以天天下馆子，所以用不着过年了。有人以为过年就是大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另一面便是，有吃有喝之后，年就没什么了。其实，吃喝只是一种载体，承载着年赋予它的意义。比如，吃年夜饭时的团圆感、亲情、孝心，以及对未来的希冀与祝愿。
　　记者：如此说来，过年过的不是一种物质，过年过的更是一种情感，过的是亲情、对未来的向往。在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美酒佳肴成了年的一种象征，但却不是年的本意。年的本意还是对生活的感情、一种愿望。
　　冯：是的。年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我想，年首先是精神的。它决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是实现梦想的大表现。
　　几千年来，老祖宗留下的最大的民俗就是过年。它通过各种传统的方式与形式表达人们对生活的愿望、情感、理想与追求。无论是贴春联、吃年夜饭、祭祖，还是守岁，燃放鞭炮，拜年等等，这些年文化的方式代代延续，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团圆、亲情、祥和，此中包含着无比强大的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中国人每过一次年，就深化一次我们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也就是加强民族的生命力。这是中华文化最深刻的一部分，是我们民族的至宝。
　　记者：可惜的是，现在许多人并没有理解“年”的文化内涵。如果说社会发展从客观上造成了年味的淡化，而掏空过年的精神文化内涵，则从主观上造成了年味的失落。
　　冯：是的。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我们重经济，轻精神。精神是无形的，似乎可有可无；物质是有形的，自然必不可少。精神的内涵往往通过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轻视精神的意义，也就会漠视相关的文化，乃至于对于民俗所承担的民族精神与情感毫不关心。这就是春节乃至各种节日都渐见尴尬、空洞而又无奈的深层原因。浓浓的年味，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无知消解的。它缘于我们对自己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对人的精神生活与需求的无知。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我们更需要文化的依傍，避免迷失自己。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否则将会失去自信心和光荣感的根由。
　　记者：年味儿的淡化确实让人忧虑。它是否意味着蕴涵深厚传统文化的春节即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冯：我认为，年味虽然淡了，并没有伤到元气，更不可能消失。
　　记者：为什么？
　　冯：我举两个现象。你看每年春节前的半个月，在各个地方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都能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拥挤着，要在大年三十前赶回家，在年根的时刻和全家人团圆在一起。不需政府花一分钱，不用任何单位组织，全国上下有上亿的人，在同一时刻拼命地往家赶。这样壮观的场面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我们对家、对故土有着这样强烈的眷恋。这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从骨子里涌出的对家的情感。
　　第二个现象，就是人们的抱怨———“现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我喜欢听到这样的抱怨。并不是因为年味越来越淡的事实，而是因为，人们抱怨年味儿淡，一定是心里非常想过年但找不着年味儿。这一声声抱怨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年的需求、对年的情感，是存在着的，只是找不到载体，找不着可以把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的方式。
　　从这些现象中，我能够感受到最普通的老百姓对生活的热情。年的情结依然如故，只是变成了一种无形的东西，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缺少的并不是对年的感情，而是年的新方式与新载体。
　　目前，春节及其风俗渐渐质变为一种文化。然而，我们并没有从文化的高度来享受传统，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没有创造出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有魅力的新习俗。因此，放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建设“年文化”这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工程。我们必须对“年”从文化上进行新的选择和弘扬，把过年从生活上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设法使传承千载的生活的年，完美地转化为未来的文化的年。
　　记者：诸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外来节日，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丰富了节日的种类。为何还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年文化”？
　　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刻，我们更需要文化的依傍，避免迷失自己。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否则将会失去自信心和光荣感的根由。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如果我们还不清醒、不自觉、不有力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我们传统的、本土的、主体的精神情感，便会无所依傍，渐渐淡化，经裂纬断，落入空茫。照此下去，我们如今在过年时所感到的失落感，一定会出现在将来的更多时刻和更多地方。那时的人们可能很富有，但一定感到贫乏。而这些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贫乏，恰恰都是如今的我们留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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