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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环，一位日本小学女教师，为了让自己的学生学到真实的日军侵华历史，她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寻找被日本右翼势力封存的真相。
随着一位位被侵害者讲出心底最深刻的创伤，随着那段真相的显露，松冈环渐渐感到，这段真实的历史，不仅应该让自己的学生，更应该让整个日本社会知道。于是，这位普通的日本妇女用了整整20年搜集整理来自侵害者和被侵害者两方面的证言，从为数很少的亲历者口中，再现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5日，松冈环第40次来到中国，开始了一次“正常”的搜集证言之旅。但是，她的搜集证言之旅并不轻松。
26日8：30
“大屠杀幸存者越来越少”
26日，南京浦口区。初春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暖意，松冈环显然低估了这里的气候，“好冷”，她看着车窗外不住地说。
从一份时间表上，记者看到了她在中国“紧密”的行程：25日下午2：45飞抵南京机场，然后直接赶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直到晚上20：30才到达住处，那里，还有一屋子的记者等待采访。26日早上8：30赶到浦口区敬老院采集证言，访问5个人，用时刚好一天，这样的时间表一直排到4月3日，返回日本。
“到了，我们快下车。”话没说完，松冈环便已一路小跑，穿过泥泞的小路，进入了今天的第一站——南京市浦口区敬老院，这里居住着曾经亲历南京大屠杀的三位老人，“过去我曾经跟他们交谈过，现在我再来看看他们。”松冈环告诉记者。
来到中国搜集受害者证言的工作从1997年便已开始，那时，在南京市教委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帮助下，通过100多位中日学生的地毯式搜索，松冈环找到了180位不为人知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他们大多是70岁以上的古稀老人，带着自己的心灵创伤，正在慢慢地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年事已高，这些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数量在急剧减少，重现历史真相的难度就在不断变大。”1997年，松冈环赶到南京，开始对这些逐渐消失的记忆进行“抢救性开采”。
浦口敬老院里最近很萧条，除了几位孤寡老人，其他的都回了自己家，“照片呢，原来挂在这里的照片到哪里去了？他们人呢？”松冈环问得很急，墙上，原本排得满满的老人照片已所剩无几，这给松冈环以不好的预感。
而敬老院中的老人也让松冈环感到强烈的危机感，5年前曾为松冈环做过证言的一位老汉已经年逾90，耳朵基本听不到任何声音，躺在床上，很难再认出松冈环——这位5年前曾跟他聊过整整两天的日本人。
桑有家老人1922年出生，日军南京大屠杀时他家里死了三口人：哥哥、嫂子和小侄子，他精神很好，记忆也很清晰，但在采访中他一直躺在床上。整个敬老院里只有1925年出生的蔡保家还能跟着松冈环跑前跑后，他的姑姑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害。临近结束，他特地买来了鞭炮，挂在敬老院门口，“放鞭炮送客人是我们这里最隆重的礼仪。”就等着松冈环出门时放给她。
院子里，松冈环琢磨着该给那位90多岁的老人买助听器，又找了敬老院里一个工作人员，塞给他一百元钱，“你身体好，你照顾他。”松冈环操着仅有的一点汉语说。
26日12：40
午饭，两次拿出电子词典
从松冈环抵达南京开始，随行电视台就预约要请她吃顿工作餐，“你们的邀请我非常感谢，只是我中午会在什么地方采访还定不下来，不方便安排。”
事实也是这样，在敬老院，采访几位老人用了整整一上午时间，下午还要采访两位南京大屠杀受侵害者，中饭时间显得很紧张。
坐在饭店里，松冈环拿出电子词典，“‘花姑娘’这个词您听说过吗，是怎么来的？”她一边问记者，一边输入。她告诉记者，就她的考证，日语里并没有“花姑娘”这个词，极有可能是日本士兵从中国学到的，“清朝时，在一些地方把妓女叫做‘花姑娘’，‘花’代表‘花牌’……”
“我在中国搜集整理证言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过去的证言都过于简单，很多受害者只有一两句话，有的证言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在日本，人们更相信具体、带有细节的证言，有了这样的证言，即使是日本右翼势力也会被说服。”松冈环告诉记者。
有细节的证言并不容易得到。对于很多受侵害者来说，那段历史是心底的创伤，特别是性暴力侵害，他们把这段记忆埋得很深，以至跟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人都不知道，还有的受侵害者想说，家里人却极力劝阻，认为会给家里人丢脸。
“我作为女性，更容易与他们有感情交流。”松冈环告诉记者，但据她的翻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译员常嫦告诉记者，大多数时候，松冈环要多次登门拜访，反复劝说，而由于语言不通，沟通困难，完整地进行一次证言搜集至少也要一整天，“经常从早上聊到下午，中午饭都吃不上，有用的信息却并不多。”
即使这样，松冈环仍然坚持亲自搜集，“在日本，很多右翼分子认为中国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纯熟虚构’，对于这样的人，一份来自日本人自己写的资料就更有说服力。”
吃饭时，上来了两道菜，松冈环对其中一盘茴香倍感兴趣，把电子词典拿出来，查明了中文意义。
26日下午
很佩服张秀英的精神
张秀英，南京大屠杀时遭到日军性暴力，同时，日本人用火烧掉了她的房子，屋子里三个月大的女儿被活活烧死。
“她的精神我很佩服。”松冈环对这位老太太念念不忘，当初松冈环组织南京大屠杀中遭强奸妇女到日本演讲，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原定每人戴假发，使用假名，在会场上，前面用帘子遮挡，但张秀英谢绝了这些保护措施，“她站出来，要求用自己的真名，用自己真实形象讲述当时的日军暴行，当时引起了轰动。”
“如果没有过去的那段记忆，我现在应该非常幸福，”张秀英见到松冈环，高兴地请她到家里，把自己最近的高兴事如数家珍地给她讲，“我今年90多岁了，曾孙子都有三个了，一个上了大学，一个在上技校，我身体特别好，除了胃不好，其他地方没毛病。”张秀英对松冈环讲。
张秀英告诉松冈环，政府对她很好，居委会刚给了她150元，去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给了她几百元钱。
平日闲来无事，张秀英给自己织了毛衣，还把百年之后的衣服也自己做好了，因为牙不好，张秀英把买来的肉细细地煮，直到自己能咬动为止。
除了自己心情好，其他人对张秀英的关怀也让她幸福不少，她在日本时，一位日本友人黑田女士带她去洗了澡，这次专门委托松冈环给张秀英带来了礼物和信，“希望您永远健康幸福。”松冈环读得很动情。
说起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时的遭遇，张秀英很不想再回到那段记忆，“那年日本兵进了城……”张秀英顿了顿，没有接着说下去，“如果我的女儿没死就好了，今年该60岁了，我就有更多的曾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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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环
松冈环从1990年开始，她就着手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取证工作。著有《慰安妇·战时性暴力实态》、《日本军性奴隶审判》等书。她还编著出版了《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中译本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9年至2002年期间，结集出版了《南京战·受害者破碎的心声》一书。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快成为日本的畅销书，松冈环女士也因此被授予2003年度日本JCJ新闻奖。
■记者访谈
记者：您的职业是小学教师，为什么会投入这项事业？
松冈环：最开始，我的想法很简单，想把历史真相告诉孩子们，我是一名老师，日本教科书中对于侵略历史的讲述很少，这些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作为老师就要自己亲自看一下，后来到了南京，听到了大量受害者证言，我逐渐感觉到，这些真相应该告诉更多的人。特别是最近，日本很多人在否定历史，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这些证言就更有公布出来的必要了。
记者：20年来，您往返于中日两国40余次，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您的牺牲大吗？
松冈环：作为一个人来说，做愿意做的事是非常幸福的，这个工作就是让事实真相大白。另外，我做这些事情并不孤独，每次我过来都有人自愿帮助我，我们合作一些事情会很快乐，再说如果我做的事情能给社会带来些好处，这更能让我感到高兴。
记者：您做的这些事给您带来麻烦了吗？在国内，您受到的阻力大吗？
松冈环：阻力是有的，在国内，我经常接到电话对我漫骂，在举行证言集会时，右翼分子会拿着高音喇叭，站在会场外叫骂。为此，我家中电话不能公布，家里的门窗都安装成了双层，我在日本乘电车时，绝对不会站到最前排，总是担心会有人从后面把我推下去，走路时，我也是三分钟就回头张望看有没有人跟踪，这已经成了习惯。
记者：我看到您与被采访对象结成了很好的个人关系，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松冈环：我在调查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好的证言，我通常会邀请这些人到日本去作证，这些人能到日本去是很有勇气的，我很敬佩他们，对这些人应当不断地去关心。
记者：今后有什么打算？
松冈环：当务之急是抓紧把这些证言记录下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紧会来不及，证言资料要留下来。今后的工作重点我会转移到上海和南京的中间，当年日军就是从上海登陆，然后经过无锡等地最后到达南京的，我在沿途已经找了34位证人，这对重现那段历史是有极大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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